《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中华根》 第1节 书香门第【白猎鹰】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书名：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中华根 作者：易中天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1 isbn：23466716 所属分类：图书 > 历史 > 历史普及读物 > 中国古代史 一、天下大势 有理由认为，未来的世界舞台，将是三大文明唱主角。 哪三大文明？ 西方现代、伊斯兰、中华。 是这样吗？ 是。 请看世界地图。 如果用不同的色彩来表示不同的文明和文明圈，比如西方蔚蓝，伊斯兰碧绿，中华明黄，那么，也可以用黑色表示非洲，咖啡色表示印度，赭黄表示蒙古和南亚佛教国家，灰白表示其他。至于斯拉夫、拉美和现代日本，则都是紫色。只不过，斯拉夫偏红，是红紫；拉美偏蓝，是蓝紫；日本偏粉，是粉紫。 文明的版图，五彩缤纷，绚丽斑斓。 斑斓也不奇怪，因为文明是有色彩或色调的。 最先出现的是黄色，土地的黄。这就是“大陆农耕文明”，比如埃及、苏美尔、印度的哈拉巴、中国的夏。这些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文明，因此要么在大河两岸，要么在冲积平原，要么在入海口三角洲，比如北非尼罗河流域、东亚黄河流域、南亚印度河流域、西亚两河流域。那里有着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很容易把采集经济变成农业经济，也很容易把聚落变成城市。 ◎收割谷物（绘画，公元前1300年，出土于埃及墓穴）。公元前8000年，被驯化的谷类作物在伊拉克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新月地区得到普及，而后，又在埃及的尼罗河沿岸、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及中美洲的河谷得到种植。图为埃及人正在收割金光闪烁的成熟麦子。通过农业，人类得以实现对自然的支配。 其次出现的是蓝色，大海的蓝。这就是“海洋工商文明”，比如地中海岸的犹太，地中海岛的克里特，爱琴海岸的希腊。辽阔的海域，强劲的季风，让他们扬帆远航，建立起跨地区、跨民族、跨国界的商品经济，也建立起蓝色的文明。起先，蓝色文明是弱小的。但欧洲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世界勃然兴起，现代文明席卷全球。蓝色交响曲，便成为近现代文明史的主旋律。 ◎欧洲最早的文明出现在克里特——爱琴海南端入口的一个狭长岛屿。克里特是航海民族米诺斯人的家园，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开始，他们建立了一个以航海贸易为基础的帝国。米诺斯海员充分利用他们在地中海上的战略位置，将商路延伸到埃及、利比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希腊大陆和爱琴海上的诸岛。他们的许多贸易栈点发展成为完全独立的殖民地，将米诺斯的影响扩大到整个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 第三种是“游牧商贸文明”，创造者则是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贝都因的意思是“草原牧民”，而游牧民族原本是最难建立文明的。因为文明的前提是定居。所以，最先出现的文明，一定由最需要定居的农业民族来创造，其次才轮到既有行商，又有坐贾，还要有作坊的商业民族。至于游牧民族，每到春天和秋天，就要卷起帐篷转场，迁徙到夏牧场或冬窝子。他们也不喜欢定居，而更愿意骑在马上，唱那“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游牧的贝都因人从沙漠中来到麦加有拱顶的店铺中，与麦加当地的商人进行交易，远处是天房卡尔白。在穆罕默德时代，麦加的主要产品是羊毛与皮革制品，还有一些供过往商队使用的实用品，如装水或油的皮囊。 因此一般来说，游牧民族只能作为“外来户”进入文明，比如来自叙利亚草原的阿卡德人，来自迦南地区的希克索斯人，来自蒙古草原的蒙古人。事实上“希克索斯”的本义，就是“牧人之王”或“外邦之王”。这就只能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更上层楼。比如征服了埃及的希克索斯人，就站在金字塔的基石上；而征服了宋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则被汉化和伊斯兰化。 然而阿拉伯半岛上的贝都因人却是例外，因为这些牧民很早就从事商贸活动。他们的商队之大，骆驼可多达一两千只，还有镖客护驾。于是，当他们团结在新月旗下，建立起自己的宗教中心（麦加）和政治中心（麦地那）时，一种稳定而持久的新文明就诞生了。 这就是伊斯兰。 它当然是绿色的，草原的绿。 现在很清楚，人类文明有三种类型：大陆农耕、游牧商贸、海洋工商。中华、伊斯兰、西方，则是这三种类型的三个代表。 天下大势，一目了然。 问题是，世界的态势，何以如此？ 未来的走向，又将怎样呢？ 这当然是只能从长计议慢慢道来的事情。但总体上说，有着色彩或色调的文明，是液态的。液态的文明都会有自己的泉眼或源头，比如苏美尔、孟菲斯、雅典、罗马、耶路撒冷、麦加和麦地那。如果文明的泉水充分地涌流，就会慢慢地也默默地渗透、弥漫、吸取、交汇、融合，把原先散落在各地的文化点、文化面、文化片、文化圈，都“圈”起来，形成“文明圈”。如果这圈子足够大，可以超越国界，包容或影响不同种族或民族，让他们有了共同的气质，那么，这种文明就是世界性的，比如当年的罗马和汉唐，后来的伊斯兰和西方。 另一种则是区域性或民族性的。印度文明，就是区域性的，不论种族论地区。斯拉夫文明，就是民族性的，不论国家论民族。日本文明，则既是区域性的，又是民族性的，一国一族一文明。因此，不大可能有其他国家和地区被日本化、印度化、斯拉夫化。过去没有，将来也难。 至于犹太文明和佛教文明，则是另一番景象。当以色列—犹太王国存在，或佛教在印度的孔雀王朝被奉为国教时，这两种文明也是液态的。然而一旦失去根据地，它们就气化了。气体总归不如液体稳定，所以犹太人一定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气体也可以染色，所以亚洲北部的蒙古，亚洲南部的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文化相异却同为赭黄。 当然，即便是区域性或民族性的文明，也可以有世界性影响，只要它足够优秀，足够先进，足够强大，有让其他民族刮目相看的过人之处。想想看吧，东汉魏晋以后的印度，鸦片战争以后的日本，十月革命以后的俄罗斯，改革开放以后的韩国，对我们产生了多少影响？这是要认账的。 液体，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然而不同的文明圈，人口、面积、影响力和知名度，总归不一样。在国际社会和人类历史中的责任、义务、担当，也不一样。在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影响和作用，恐怕就更不一样。这就好比同样是水，都能养鱼，却有的是海，有的是湖，有的是荷塘，尽管那荷塘中月色颇佳，而且风情万种。 文明，平等而又有量级。 因此，如果综合考虑上述因素，那么，全球文明就可以分为“三个世界”。 哪三个世界？ 第一世界是西方现代、伊斯兰、中华，第二世界综合排名为斯拉夫、印度、非洲、日本、拉美、犹太，第三世界包括朝鲜、蒙古、东南亚等等。第三世界的作用相当于股市中的散户，大鳄则是前三甲。 中华的位置，赫然在目。 第2节 但，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文明是有意志的。文明有意志，就像宇宙有目的。宇宙的目的就是人。文明的意志，则是为全人类找到谋求幸福的方式和途径。正是这一意志，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蜿蜒曲折和波澜壮阔，当下世界的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未来全球的天下大势与何去何从，以及谁将是“带头大哥”。 那就一一道来。 二、历史谜团 文明来自野蛮。 野蛮时代的人类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灭的。他们建立的，首先是“文化点”。这就是“原始群”，本书称之为“夏娃的时代”。如果这种文化能够存活并得到发展，就会壮大为“文化面”。这就是“氏族”，本书称之为“女娲伏羲的时代”。不同的文化面，由于自身的裂变和扩散，以及相互的影响和交融，又会连成“文化片”。这就是“部落”，本书称之为“炎黄的时代”。不同的文化片，由于迁徙、联合、兼并、战争，则会形成“文化圈”。这就是“部落联盟”，本书称之为“尧舜的时代”。这时，为了安全、自由和身份认同，群居的人类开始把聚落变成城市，把部落变成国家，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 这个过程简单地说，就叫点、面、片、圈、国。分水岭，是国家的诞生。或者说，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国家的标志是城市。以此为界，人类历史被裁为两截。之前叫“史前史”，之后叫“文明史”。 时间开始了。成功与挫折，光荣与屈辱，升华与堕落，也开始了。 请看历史年表。 本届人类共有七千年文明史，分为三代。第一代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西方学术界称之为“古代文明”。其中最古老的是埃及和苏美尔，都发生在五千多年以前。苏美尔，再加上后来的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统称“美索不达米亚”。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语，意思是“两河之间”，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所以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也叫“两河文明”。 苏美尔和埃及，是人类文明的“先行者”。当曙光在两河之间和尼罗河流域初现时，世界绝大多数地区还是一片蛮荒。大约要过一千年，哈拉巴文明才会在印度河流域出现；再过五百到八百年，克里特和夏文明，才会在爱琴海域和黄河流域出现。哈拉巴、克里特跟我们基本同时，是“同龄人”。那时，埃及人早就建起了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苏美尔人也早在吟唱他们的史诗。 作为文明，克里特也叫米诺斯，哈拉巴也叫印度河。印度河文明跟印度文明是两码事，而且八竿子打不着。前者是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后者是雅利安人创造的，之间还有几百年的空白。苏美尔、埃及、哈拉巴、克里特、夏，再加上中美洲来历不明的奥尔梅克，便号称六大古代文明。 ◎六大古代文明示意图。人类文明在两河之间及尼罗河流域最先出现，大约两千年后，华夏文明在黄河流域诞生，此时的埃及人已经建起了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虽然华夏文明不是最古老的，却是唯一一个从古至今绵延三千七百年没有断绝的文明。 第二代叫“古典文明”。其中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以及希腊、波斯、罗马，都发生在公元前，是“后来人”；拜占庭、日本、阿拉伯、俄罗斯在公元后，是“年轻人”。第三代叫“现代文明”，主要指西方。这是文明史上的“新新人类”，其功过尚待评价，其前途则未可限量。 这，就叫“三代文明”。 三代文明有三个代表。代表第一代的是中华文明，代表第二代的是伊斯兰文明，代表第三代的是西方现代文明。因为第二代文明中，玛雅、希腊、波斯、罗马、拜占庭都纷纷退场，印度、日本、俄罗斯又不具备世界性。第一代文明，先行者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烟消云散，同龄人克里特、哈拉巴、奥尔梅克不知所终。从古到今延绵不绝的，只有中华。 六大古代文明，我们硕果仅存。 这是一个奇迹，却是事实。事实上，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再到近现代，我们从来就只有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只不过这民族不断在壮大，甚至混血；这文明也不断在发展，甚至整容。但，既没有代沟，更没有空白。某些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不但老早就有，而且基本不变。家国一体，夏就是；祖宗崇拜，商就有；宗法制度，从西周延续到明清甚至民国；语言文字，生活习惯，人际关系，文化心理，要么始终如一，要么万变不离其宗。而且不管是谁，只要属于这个文明，哪怕漂洋过海，背井离乡，改变国籍，嫁娶洋人，也仍是chinese，到头来还得认祖归宗，心中也永远“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所谓“中华文明中断”，请问从何说起？ 但，没有中断，却有衰减，也有变异。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以及四年后的安史之乱，也许是一个分界点。大唐帝国对外败于阿拉伯，对内亡于藩镇割据，中华文明投向外部世界的目光从此收了回来。夏的质朴，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的强悍，唐的开阔，全都变成了明日黄花。时代风气由宋的纤细，元的空灵，直至明的世俗，清的官腔。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魏晋六朝的思想解放，自然也风光不再。明末清初后，鸦片战争前，中华再无思想家，对人类文明也再无像样的贡献。人们津津乐道自我陶醉的，是核舟记、病梅馆、鼻烟壶，以及三寸金莲。只有《红楼梦》和纳兰词，敏感地唱出了末世的挽歌。那是一种“睡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的无奈。 下坡路上，没人刹得住车。 当然，这下坡路缓慢地走了一千多年，其间既有一蹶不振，也有路转峰回。 就在中华文明起伏跌宕地盛极而衰之日，伊斯兰文明却欣欣向荣。从公元830年到930年，也就是中国的晚唐五代时期，在阿拉伯帝国哈里发的大力资助和倡导下，对其他民族文明成果大规模有组织长时期的翻译推介活动，以巴格达为中心全面展开，史称“百年翻译运动”。正是这一壮举，使古希腊典籍得以完整保存，为欧洲的崛起提供了指路明灯。也就是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能高瞻远瞩，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就因为站在伊斯兰世界巨人的肩膀上。 伊斯兰，是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 然而历史的不可捉摸，却也正在于此。没错，在伊斯兰文明展开双翅自由飞翔那会儿，欧洲大陆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国王和贵族甚至目不识丁。可是，当西方现代文明后发制人风起云涌之时，伊斯兰世界却跟我们、跟世界大多数民族一样，茫然失措，甚至懵懂无知。也许，那时谁都没有想到，通过文艺复兴接过了古希腊火种，点燃了新时代火炬的西方世界，后来竟会雄霸了全球文明的话语权。难道天底下，真有“风水轮流转”一说？ 这是一个谜团。 算一笔账可能是必需的。从二里头遗址算起，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从麦地那建国算起，伊斯兰文明一千四百年；从但丁和薄伽丘算起，西方现代文明六百六十年。越是后起之秀，越是迅猛异常。这可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但不意味着“把前浪拍在沙滩上”，只能称之为“传递接力棒，后来者居上”。 也就是说，中华、伊斯兰、西方现代文明，还代表着三个时代。 不妨略作回顾。 众所周知，世界性文明的出现，是从公元前二百多年开始的。是时，罗马称霸地中海，秦汉一统大中华，形成当时最大的两个文明圈。但到中国的南北朝时期，罗马文明陨落了。于是汉与罗马的双雄并峙，变成了唐文明的独占鳌头。唐代的长安，众望所归，四海瞩目，八方来朝。因此，汉唐七百年，可以说是世界文明的中华时代。 中唐以后，唐宋文明与伊斯兰日月齐辉，但我们“夕阳无限好”，人家“新月正当时”。真主和先知的声音如同绿色的泉水，滋润了整个西亚、大半个非洲、部分南亚，然后漂洋过海远达印度尼西亚。这一空前盛况持续了数百甚至上千年之久，时间之长不逊于汉唐。整个中世纪，都是伊斯兰的时代。 事实上，直到1792年奥斯曼帝国割让克里米亚，伊斯兰文明才真正走向衰落。也就在这一年，乾隆皇帝撰写了《十全记》，炫耀他的“十全武功”。其实这时，英国早已进行了光荣革命，美国和法国也先后发表了《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显然，如果说在西方勃然兴起之前，中华文明还老有所为，伊斯兰文明也方兴未艾，那么，此后的岁月，便没有争议的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时代。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三代文明前赴后继，三大文明次第辉煌，这里面难道没有文章？同为世界性文明，罗马黯然神伤，中华源远流长，这里面难道没有奥秘？ 当然有。 那就问个究竟。 三、伊斯兰 先说伊斯兰。 伊斯兰无疑是成功的。从公元622年（伊斯兰教历元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国，到成为世界性宗教和世界性文明，只用了短短一百多年。到怛罗斯战役之前，阿拉伯帝国已横跨亚非欧，东至葱岭与大唐接壤，南达北非，西与法兰克王国为邻，把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西班牙、印度北部和整个阿拉伯半岛都置于新月旗下，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这可是先前只有亚历山大和罗马人才能做到的。 不过，亚历山大并没有建立起“马其顿文明圈”，罗马文明圈也在西罗马帝国终结后崩溃。然而，公元1258年（忽必烈攻打鄂州那年），阿拉伯帝国被蒙古军队灭亡，伊斯兰文明却并没有因此而毁于一旦，反倒星火燎原继续弥漫，直到18世纪才停住脚步，这又是为什么？ 有人说，是因为信仰。 第3节 是这样吗？ 可能是。 的确，马其顿人是没有信仰的。然而所有的穆斯林都相信，安拉是唯一的真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此外，还信天使，信经典，信后世，信前定。正是这些坚定不移的信仰，把他们凝聚起来，共同创造和维系着自己的文明。 ◎《古兰经》开篇（伊朗，公元17世纪）。“古兰”意为“宣读”，共有114章，与旧约《圣经》的内容很相似，但《古兰经》却被称为天书。穆罕默德认为，仅有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没有讹误地记录下真主的话，这也是《古兰经》不能译成其他语言而只能加以注释或解经的缘故。 ◎运用在建筑上的《古兰经》（西班牙建筑）。雄伟的阿尔罕布拉宫是西班牙格拉纳达的摩尔王朝所建造的宫殿。这扇阿尔罕布拉宫的窗户四周是阿拉伯书法艺术的典范，尤以将《古兰经》的经文作为装饰最为特别，浮雕、镂雕和彩绘瓷砖将建筑烘托得金碧辉煌。 但这样说，有问题。罗马人也有信仰，怎么没能保住罗马文明？犹太人有最早的一神教，印度更是宗教大国，犹太和印度文明为什么没有世界性？ 不妨一一看来。 印度的问题最容易回答：他们从来就没有过统一而持久的宗教和信仰。孔雀王朝信佛，笈多王朝信婆罗门，突厥人的德里苏丹王朝，蒙古人的莫卧儿王朝，则都信伊斯兰教。现代印度，更是婆罗门、伊斯兰、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多元并存，就像一杯鸡尾酒。如此多元多变多种族，保住自己已属不易，哪里还能走向世界？于是就连是否存在统一而连续的印度文明，都至今没有定论。 罗马的问题也不难回答：文明诞生于宗教之前。当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时，罗马人已经有了八百年的国家史和文明史，离西罗马帝国灭亡则只有一百多年，二者岂能共存亡？相反，伊斯兰却是先立教，后建国，有宗教才有文明。所以罗马文明终于陨落，伊斯兰文明却长盛不衰。 更重要的是，与文明一起诞生的伊斯兰，既是关于天园的、来世的、末日的宗教，也是关于人间的、现世的、当下的伦理。这正是他们的独到和过人之处。是的，犹太先知获得了神的启示，释迦牟尼悟到了正等正觉，柏拉图知道了绝对理念，基督耶稣救赎了人类原罪，孔夫子则安排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这些伟大的智者，要么在此岸，要么在彼岸。自由往返于天上人间的，唯有穆罕默德。 事实上，穆罕默德创造、穆斯林们共同建立的，不仅是宗教意识和信仰体系，更是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历史传统，甚至时代特性。《古兰经》和圣训，不但昭示着过去和未来，而且直接指导着人们的衣食住行、言行举止、生活方式。这样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是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才做到了的。但儒学不是宗教，也不跟华夏文明同时产生。 文明与宗教同格起源，同步诞生，同位发展，宗教信仰与文化精神、终极关怀与世俗社会融为一体，这是世界上的唯一。 但，犹太文明，不也与此相似吗？ 没错，犹太教的建立，虽非建国之初，却在复国之时，即“巴比伦之囚”以后。因此，犹太人的文明，也可以说跟宗教相同步。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也融为一体。可惜犹太教有一个问题，就是讲特选。所谓“特选”，即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特别挑选出来的“优等生”。这个观念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不能不讲。而且，正因为讲特选，失去祖国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才能维系自己的文化，凝聚成同一个民族。但这样一来，犹太文明要想具有世界性，就十分困难了，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伊斯兰则不同，既讲特慈，也讲普慈。所谓“特慈”，就是安拉对穆斯林特别慈爱；所谓“普慈”，则是安拉对所有人都很慈爱。这就既有亲疏远近，又能一视同仁，结果便走向了世界。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 其实伊斯兰文明的世界性品格，正在“伊斯兰精神”。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真主固有的“至仁至慈”，阿拉伯语叫“拉赫曼”和“拉希姆”。所以，个人信真主，内心就安宁；人类信真主，世界就和平。顺从真主，安放心灵，谋求和平，这就是“伊斯兰”的本义。顺从真主且实施善行者，就叫“穆斯林”。 是的，本义。 因此真正的穆斯林，必须热爱和平，尊重生命，关心他人。比方说，反对自杀，因为生命是安拉赋予的。必须封斋，因为还有其他人在挨饿。可以正当防卫，不能虐待敌人，穷追猛打，因为真主不喜爱过分者，也不喜欢杀戮。事实上所谓“吉哈德”（阿拉伯语jihad），是不能翻译为“圣战”的。它的原意是奋斗，全意是“为主道而奋斗”，并不特指战争。为抵抗侵略而战，只是“小吉哈德”。奉主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安拉喜悦的人，才是“大吉哈德”。 同样，至仁至慈，就公平公正，也自由平等，大度宽容。比如到清真寺做礼拜，谁去得早，谁就在前面。因为在真主面前，只有先来后到，没有贵贱尊卑。又比如，有条件婚娶的必须结婚，但必须双方自愿，即便是奴隶也不能强迫。至于以宽容务实的态度对待其他文明成果，不惜重金翻译推介，更不足为奇。 显然，伊斯兰精神来源于信仰，又超越了信仰。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伊斯兰文明润物细无声般地从阿拉伯半岛弥散到世界各地，就连征服了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也被伊斯兰化。事实上，伊斯兰文明虽然在早期，在西亚、北非和欧洲地区靠武力传播；但在后期，在东南亚和中国内地（不包括新疆）就主要靠商贸。比如阿拉伯人从未征服过印度尼西亚，印尼却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成为世界性文明，不是没有原因的。 于是，当希腊罗马先后退场，中华帝国收缩内敛，印度佛教远走他乡，欧洲大陆不见天日时，是穆斯林在整个中世纪高举文明的火炬，承担起联接东西方的责任，为今天的世界格局奠定了基础。 之后，便轮到西方人登场了。 四、西方 西方是在阿拉伯人搭建的平台上起跳的，然而轻轻一跳就直上重霄九。联省共和，君主立宪，联邦宪法，人权宣言，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看得人眼花缭乱；蒸汽机、发电机、照相机、计算机，一系列的创造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时至今日，你还能想象没有西方科技发明和文明成果的生活吗？几乎人人都在穿牛仔裤，看好莱坞，吃快餐，用电脑，打手机。 西方现代文明，毋庸置疑地最具世界性，问题只在为什么。 比方说，也是因为信仰吗？ 否。 毫无疑问，西方文明也有宗教的底色和背景，而且也是一神教。但西方文明却不能叫“基督教文明”，正如拉美不能叫“天主教文明”，斯拉夫不能叫“东正教文明”。因为在西方世界，宗教和信仰都不是最重要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便明文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哪怕是信众最多的基督教也不行。 那么，西方人更在乎什么？ 自由。 ◎《美国独立宣言》，为北美洲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宣告自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并宣明此举正当性的文告。宣言的原件由大陆会议出席代表共同签署，并永久展示于美国国家档案馆，是美国最重要的立国文书之一。 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好，民众也好，媒体也好，最为着力保护的并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信仰自由。这个自由，包括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更包括不要信仰，什么都不信，什么教都不入的自由。 也就是说，自由比信仰更重要。若为自由故，信仰亦可抛。 为什么呢？ 因为自由是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才是西方文明的关键所在。 的确，如果说穆斯林弘扬的是“伊斯兰精神”，那么西方人看重的就是“普世价值”。具体地说，就是独立、自由、平等。此外的人权、法治、民主、共和、宪政，则不是。人权和法治是观念，共和与宪政是制度，民主则既是观念也是制度。它们都不是价值，而是价值的体现，以及实现这些价值之最不坏和最可行的途径。这事过去一直是糊涂账，现在不能不算清楚。 独立、自由、平等这三大核心价值，是文艺复兴以后被重新发现的。尽管它们在古希腊文明中已初见端倪，但真正成为西方国家的全民共识和朝野共识，仍然费了不小的工夫。然而一旦确立，西方现代文明便腾空跃起。 是这样吗？是。 一般都认为，西方经济发达科技进步，是因为制度先进、优越、完善。比方说，著作权法和新闻出版法保护了知识产权和言论自由，科技当然进步；合同法和反垄断法保证了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经济当然发达。 第4节 问题是，这些制度为什么能够建立，而且能够实行呢？就因为制度背后有观念的支持，比如“这是我的小破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比如“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你说出这意见的权利”。这些观念被广为传播，早已深入人心，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江湖大佬，都不敢顶风作案，冒天下之大不韪。 制度的背后是观念，观念的背后是什么？ 价值。 比方说，因为尊重独立，所以要保护隐私；因为崇尚自由，所以要保护言论；因为坚持平等，所以要保护民权。这才有了人权观念、法治意识、创新机制、保障体系，有了自由贸易、公平竞争、权力制衡、舆论监督，有了一系列的观念和制度，而且能够落实和执行。 价值、观念、制度，是一种由里到外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西方现代国家能够勃然兴起后来居上，创造出当今世界最强大、最强势、最强悍的文明，就因为他们把这个逻辑关系弄清了，理顺了，夯实了，建构成浑然一体的东西。 西方现代文明的秘密，昭然若揭。 但，如果把西方文明看作“普世文明”，把独立、自由、平等说成“普世价值”，则大错特错。 不可否认，明确说出独立、自由、平等的概念，应该归功于西方人。为它们找到目前为止最不坏和最可行的实现途径，也是西方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说这些制度和方式我们或其他民族先前也有，都不过自作多情。 同样不可否认，普世倾向也好，普世主义也罢，其实大多出于善意，甚至是一种情怀。有此情怀并不奇怪。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好东西就该与人分享，几乎是人类的共同心理。好作品和好商品会有口碑，原因就在这里。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但凡先进文化的代表，都或多或少会产生普世情怀。华夏文明旭日东升时，对待周边民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就是这种态度。当时的说法叫“化成天下”，翻译为现代汉语，岂不就是“普世”？ 然而再先进的文明，也不能有居高临下唯我正确的优越感，哪怕这优越感被看作或说成是使命感。也就是说，你有好东西，可以展示，不能炫耀；你有好办法，可以介绍，不能强加；你有好主意，可以建议，不能指挥。所有的决定都得别人自己来做。如此，才符合“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对！己所甚欲，也勿施于人。 实际上无论哪种文明，都只是人类文明之一种，没谁是普世的。如果西方的价值可以叫做“普世价值”，那么伊斯兰精神岂非也可以叫“普世精神”？何况中华、斯拉夫、日本、印度、拉美、非洲等等，也都有自己的价值和精神。如果大家都是普世文明，都有普世精神和普世价值，请问还有“普世”吗？如果别人的都不是，只有你是，请问凭什么？ 所以，普世文明，是不通的。普世价值，是不对的。普世概念，最好不用。 那叫什么？ 共同价值。 世界上有共同价值吗？ 有，因为人性相通。比如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慈爱，基督教讲博爱，伊斯兰教讲拉赫曼和拉希姆（至仁至慈），都主张爱。可见，爱，包括爱别人和被人爱，给予爱和接受爱，是共同人性。 有共同人性，就会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对于是非善恶，也会有相同的判断。判断的背后，则是共同的价值和价值观。 是的。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事实上，在七千年的文明史中，世界各民族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实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由此构成了人类文明的绚烂多姿，可谓“共同追求，各自实现”。因此，文明应该求同，文化可以存异。未来世界，出现的将是这样一种求同存异的“第四代文明”。它将不再由民族、地区或宗教来命名，而应该叫做“人类文明”。 也因此，我们的原则应该是—— 人类文明，共同价值，实事求是，推进共识。 换言之，重要的不是普世，而是共识。 五、中华 达成人类共识，不能没有中华的声音。 中华的声音很遥远，也很亲近；很清晰，也很模糊。是啊，当它穿越三千七百年的时空在耳边回荡时，我们知道它的主旋律和关键词吗？我们能用简简单单一句话，说清楚什么是中华根、中华梦、中华魂吗？ 有点难。 为什么难呢？只缘身在此山中吗？过去是，现在不是。现在，我们有了全球视野，可以用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做参照系，应该看得清楚呀。 可惜越是比较，就越不明白，因为中华文明实在与众不同。 比方说，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 宗教和信仰重要吗？非常重要。请大家想想，人类为什么要发明宗教，要有信仰？有两个原因。从根本上说，信仰是人的生命本能，是为了寻找灵魂的源头和归宿。从现实需求讲，任何人都需要安全、自由、身份认同。宗教和信仰，恰恰就能实现这些需求，甚至比国家做得还好。神的保佑和庇护，给人安全感；心灵与上帝或安拉同在，给人自由感；基督徒或佛教徒的名义和名分，实现身份认同。难怪全世界的穆斯林都要誓死捍卫“唯一的真神”和“最后的先知”。非如此，他们不能安身立命；非如此，他们不知此身何属。 何况宗教和信仰是没有国界的。因此，要想成为世界性文明，最便当的方式莫过于借助宗教和信仰。西方文明如此，伊斯兰文明就更是如此。为此，他们甚至还需要logo，比如十字架和新月形。 然而所有这些，我们都没有。 至少，汉民族没有。 当真如此吗？ 当真。 什么是宗教？宗教就是以信仰为中心的一整套价值系统、观念体系和行为准则。什么是信仰？信仰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比如上帝或真主。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来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来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 所以德尔图良（tertullian）大主教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 这样的存在和命题，我们从来不曾有过。我们之所相信，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义；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就连老子的道，周易的易，也一样。所以《周易》和《老子》，可以用来搞政治、办企业、买房子、炒股票。上帝或安拉也管这些吗？不管。 没错，我们后来也引进了佛教，发明了道教，却从来都不曾真正成为全民信仰。中国人也信佛、信鬼、信风水，却其实“信而不仰”。从玉皇大帝到土地公公，都可以是调侃的对象。《西游记》更是拿诸神诸佛大开玩笑，这些神佛也厚颜无耻地纵徒行凶，还振振有词。这种态度，跟当年的古希腊人颇为相似。 同样，中国人也拜神、拜仙、拜菩萨，却其实“仰而不信”。佛寺道观，多在深山老林；求签问卦，只为祈福消灾；三跪九叩，不过例行公事。所谓“信则灵”，其实是“不灵就不信”。信不信，只看灵不灵。 所以汉民族的“信”，从来就没有定准。祖宗、菩萨、狐仙、关老爷、太上老君，甚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可以被一视同仁地请进神龛行礼如仪，只不过得各司其职。考大学，拜文昌；生孩子，求观音；买房子，看风水。只要能给自己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是不忌讳改换门庭的。 这，也好意思叫“信仰”？ 第5节 也只能叫“崇拜”。 对！有鬼神无宗教，有崇教无信仰。其他民族由宗教和信仰来发生和维系的，我们靠别的东西来实现。 同样，我们也没有logo。龙和太极图，都不是。 奇怪。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中华靠什么成为世界性文明？ 方式。 文明是需要方式的。价值和精神只有体现为方式，才是鲜活的、现实的、有生命的东西。事实上，自此告别了殷商的“巫鬼文化”，从西周开始，我们民族就一直靠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创建和维系文明。正是这些与其他民族大相异趣的方式，以其独特魅力和成功经验，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使者、僧侣、商人和留学生。他们来到长安、开封、北京，留下胡笳番舞，带走瓷器茶叶，也带走对中华文明的仰慕和理解，哪怕那理解不过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甚至就连用筷子吃饭，也被学了过去，更不用说语言文字、书画建筑、典章制度了。 那么，中华文明的方式是什么？ 方式是涵盖了诸多方面的，比如男耕女织的经济生活方式，四世同堂的家庭结构方式，君臣父子的社会组织方式，称兄道弟的身份认同方式，家国一体的政治管理方式。后面这一条也许至关重要。的确，如果说伊斯兰文明的关键是“政教合一”，那么，中华文明的要害就是“家国一体”。君臣如父子，四海皆兄弟，民族大家庭。父母官，子弟兵，兄弟单位，整个文明圈内的一切关系，包括人与人，也包括人与自然，都靠血缘和泛血缘来维系。 这，就叫“以人为本”。 但，不是个体的、独立的人，而是群体的、血缘的人。 以人为本，就不会“以神为本”，也就不会有宗教，有信仰，而且不需要有宗教，有信仰。实际上中华文明的特点，就是“以祖宗代上帝，以圣人代神祇，以道德代法治，以纲常代信仰”。由此体现出来的，则是人本精神、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这是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 显然，方式的背后是有精神的，精神的背后也一定有价值。事实上，任何一种文明，如果能够风雨沧桑而延绵不绝，骨子里就一定有核心价值。西非民族主义先驱布莱登便认为，非洲文明的核心价值，就是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号称“三个和谐一致”。这样的东西我们也有，只不过不使用“价值”这个概念，更不称之为“普世价值”。 现在似乎可以窥见文明的秘密了。 文明的秘密，在意志，也在结构。文明是有结构的。任何一种文明，都由三部分组成：方式、精神和价值。价值外化，就表现为精神。精神落实，就表现为方式。方式其表，精神居中，价值是内核，是为“文明三要素”。三大文明的次第辉煌，不过是“文明结构”的层层展示和打开。 也许，这就是历史？ 六、关键时刻 历史是一盘难以猜透的棋，常常看得人暗自心惊，不明白那神秘的棋手在怎样敲打键盘。比方说，同为第一代文明，为什么资格最老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年代接近的哈拉巴、克里特、奥尔梅克都湮灭了，唯独我们硕果仅存？同为世界性文明，为什么罗马会灭亡，汉唐却能延续发展？为什么文明三要素之谜，要由中华、伊斯兰和西方现代来揭晓？为什么前一种秘密大白于天下后，就会有另一种文明来接手？为什么解开密码的次序，恰恰是方式、精神、价值？为什么历史的顺序，刚好跟逻辑的顺序相反？ 这些，都是需要破译的“达芬奇密码”。 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就是：只有中华、伊斯兰和西方现代，才代表了三代文明、三种类型、三个时代和文明三要素，同时最具世界性。因此，这三大文明有可能就是文明意志的集中体现，当之无愧地可以成为“第一世界”。也因此，我们民族必将被赋予新的使命，再次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至于赋予者是谁，并不重要。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管他叫“历史”。 这不是想当然。 前面说过，文明是液态的。液态的文明，犹太像油，西方像酒，伊斯兰像奶，中华像水。水，是开放的、兼容的、平和的，原本纯净而素朴。纯净，故天下皆能与之相和；素朴，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的确，上善若水。什么信仰都没有，反倒有可能容得下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信仰。你要信上帝吗？可以。你要信真主吗？可以。你要信佛祖吗？可以。你要我跟着你们信这个信那个吗？也可以。反正祭神的时候，我们不过权当他存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神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教的，根本无所谓。 于是前有三教合流（儒、道、释），后有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中华文明的大发展，中华民族的大团圆，就这样实现。 南宋到明初五六百年间的中国福建泉州，甚至为世界各民族的宗教，创造了一个和平共处的环境，相互交流的平台。当时的泉州，方圆三里之内，佛寺（佛教）、道观（道教）、神庙（印度教）、教堂（基督教）、清真寺（伊斯兰教）、礼拜寺（犹太教），还有祭祀孔子的文庙、祭祀关羽的关帝庙、祭祀妈祖的天后宫，六大宗教九种庙宇比邻而立，几近摩肩擦背。摩尼教的草庵虽然不在这三里之内，却与华严寺共处同一山头，只不过“你在这边，我在那边”。 ◎泉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海上交通自古就非常发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同时，世界各大宗教也随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而传入泉州，使它成为一座具有世界性宗教文化特征的城市。 山头可以共享，寺庙也能。比如开元寺是佛教的，里面却有道教和印度教的神像，侍立在佛祖两旁的则是黑人。真武庙是道观，却同时供奉佛像，还专为穆斯林辟出一块做礼拜的地方。不同宗教的信徒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地方举行各自的仪式，你拜你的，我拜我的，没有冲突，只有祥和。 这是怎样的一种文明奇观！ 能创造这种奇观的地方，岂非有着内在的神奇力量？有这样神奇力量的民族，岂非应该为所有文明的对话，搭建一个开放平台？尽管这个平台，也只是将来建立起全人类共同文明的一个过渡和跳板。 那才真叫“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事实上，当今世界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开放平台。这个平台，也只能由没有宗教和信仰的文明来搭建。没错，信仰是个好东西。一个人真有信仰，就不但会有底线，还会有境界。一个民族真有信仰，则不但会有凝聚力，还会有持续性。这可以由历史来证明。历史上的文明，有的无宗教，如希腊；有的多神教，如印度；有的一神教，如伊斯兰。结果怎么样呢？无宗教的昙花一现，多神教的偏安一隅，一神教的走向世界。 显然，只有一神教的信仰，才是真信仰；一神教的文明，才有世界性。因为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真理只有一个，信仰也一样。 因此，一神教和有信仰的族群，往往更有“文化自觉性”和“文明使命感”。西方人甚至认为，创造文明是人对同类的必履之职。这当然同样是好事。问题在于，世界上的一神教并非只有一家，唯一的神也就并不唯一。这下麻烦了。你也有使命，我也有使命，你也有信仰，我也有信仰，而你我的使命和信仰又是格格不入的，这又如何是好呢？退让？那我的就不叫使命不叫信仰。不让？可不得打起来。所谓“文明的冲突”便由此而生，尽管冲突的背后有利益的驱动。 这时，中华文明便应该有所作为了。 中华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不来自信仰，而来自历史。是的，其他直接从原始社会诞生的第一代文明都湮灭了。现存的文明中，世界性的西方和伊斯兰，地区性和民族性的斯拉夫、非洲、拉美、印度、日本，都有宗教和信仰的背景。从史前时代直接诞生，没有宗教和信仰，却又有世界性，而且能长期延续的，只有中华文明。这是全世界的唯一。 如此独一无二，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历史出于文明的意志而埋下的伏笔，也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文明是什么，宗教和信仰的意义又是什么。是啊，人类为什么要有宗教呢？是因为要有信仰。为什么要有信仰呢？是因为要有核心价值。有价值和价值观，才会有精神和方式。由此创立的文明，也才可持续发展。可见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地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现在事情十分清楚。我们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复兴，进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关键就在核心价值观。没有核心价值，或者价值观不恒定，经济再发达，也只能是“身强力壮，东张西望；钱包鼓鼓，六神无主”。 然而这里面恰恰有麻烦。 麻烦并不奇怪。因为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确实较难保证价值观的恒定。回顾历史就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先前也曾有过全民共识，比如“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前者适应于小农经济，后者适应于计划经济。所以，辛亥革命以后，儒家伦理可以充当“维持会”；改革开放以前，斗争哲学可以充当“纠察队”。可惜时至今日，它们都必须下岗。这不仅因为我们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因为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都不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显然，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办法是重建，重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 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重新发现自己。打铁还得自身硬，看得清自己才看得清世界。是啊，为什么在史前时代，我们跟世界各民族走着相同的道路，一到文明时代就分道扬镳？走上独特道路的中华，为什么会在其他古代和古典文明陨落之后或之时，反倒如日中天登峰造极，然后又盛极而衰却衰而不竭？是什么在导引着我们的步伐，又是什么在顽强地支持和维系着这古老的文明？如果我们的道路命中注定有如黄河九曲十八弯，那么，大海在哪里，又是什么样？ 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第6节 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是的，命运和选择。鸦片战争前，多半是命运；鸦片战争后，我们开始选择，而且是在世界历史和国际社会的背景下选择。因此，重新审视三千七百年，首先要有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其次要有科学态度和价值体系。如此，我们才能看清“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也才能理解文明的意志，明确中华的位置。 这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任务。 本文关于伊斯兰文明部分，承蒙米寿江、哈全安两位先生指导和审阅，“文明求同，文化存异”系引用马未都先生观点，谨此致谢！ 附录 答读者 关于三个世界 问：全球文明分为三个世界，这种说法以前有过吗？ 答：从未有过，但“三个世界”的说法是有的。其实，在世界大同的理想实现以前，划分天下总是不可避免。“西方中心论”的时代，世界被分成“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冷战时期，又分为“两个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这是按照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来分的。1974年2月22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是按照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来分的。三分法原本就比两分法好。按照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来分，更是比按照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来分好多了。不过，按照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来分，我们是第三世界；按照文明的软实力来分，我们是第一世界。 问：你这样说，有依据吗？ 答：有。首先我有标准，这就是：一、人口；二、面积；三、影响力；四、知名度；五、在国际社会和人类历史中的责任、义务、担当；六、在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影响和作用。而且，我也有数据：西方现代文明圈，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二十八个成员国，以及瑞士、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总人口十亿；伊斯兰文明圈，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五十七个成员国，总人口十四亿；中华文明，总人口十四亿；斯拉夫文明圈，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国，总人口三亿四千万；印度，人口十亿；非洲黑人，总人口六亿；拉美，总人口六亿；日本，人口一亿二千万。显然，按人口排名，前四名是伊斯兰、中华、西方、印度。但加上面积、影响力、知名度等指标，得出的就是我那个结论：第一世界是西方、伊斯兰、大中华，第二世界综合排名为斯拉夫、印度、非洲、日本、拉美、犹太。 问：这个结论会被公认吗？ 答：不会。文明的划分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众说纷纭的话题。就连世界上和历史上有多少种文明，都没有共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提到了二十六个，其中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叫“第一代文明”，包括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由此派生出来的叫“亲属文明”或“子体文明”，包括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庭。另外还有五个中途夭折停滞的，即波利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则认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文明，是西方、中华、日本、印度、伊斯兰、东正教、拉美和“可能的非洲”，号称七大或八大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提出十二文明体系：中华、西欧、美国、斯拉夫、伊斯兰、犹太、拉美、西亚北非、非洲黑人、日本、印度、加拿大。至于“佛教文明”，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只存在“佛教文化”，没有“佛教文明”。 问：你用不同的色彩来表示不同的文明和文明圈，有说法吗？ 答：黑色代表非洲，似乎无需说明。浅蓝代表犹太，也不成问题，因为那是以色列国旗的颜色。蒙古和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都是佛教国家，因此用赭黄代表。斯拉夫文明的特征，是斯拉夫加东正教；拉美，是玛雅、阿兹特克、印加等本土文明加天主教。日本国旗红白两色，中和以后就是粉红。这也是樱花的颜色，只不过近现代以后泛蓝。这三种文明，都有红有蓝，因此也都是紫色。不同的是，斯拉夫偏红，是红紫；拉美偏蓝，是蓝紫；日本偏粉，是粉紫。至于印度文明，则只可能是咖啡色的，因为跟西方的蓝，伊斯兰的绿，中华的黄，非洲的黑，日本、拉美、斯拉夫的紫都不搭界，但也不灰。 关于三个时代 问：你在文章中有一个历史年表，也谈到了文明的分期，能展开说吗？ 答：可以。西方学术界普遍将人类文明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文明、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以国家的建立为标志，六大古代文明的发生时间大约是：苏美尔和埃及，公元前3500年；哈拉巴（印度河），公元前2500年；克里特，公元前2000年；奥尔梅克，公元前1800年；中华，公元前1700年。古典文明的发生时间是：印度，公元前1000年；玛雅，公元前1000年；希腊，公元前700年；波斯，公元前550年；罗马，公元前500年；拜占庭，公元324年；日本，公元4世纪；阿拉伯，公元622年；俄罗斯，公元880年前后。因此，本书称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为“先行者”，哈拉巴、克里特和奥尔梅克为“同龄人”，印度、玛雅、希腊、罗马为“后来人”，拜占庭、日本、阿拉伯和俄罗斯为“年轻人”。 问：为什么要以国家的建立为文明的标志？ 答：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国家的标志是城市，这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部分学者不承认夏文明，就因为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城市，有争议。至于为什么要以国家和城市的建立为标准，来区分史前时代和文明时代，我在中华史第二卷《国家》一书中有详尽的论述，请参看。在这一卷，我是把道理讲透了的。 问：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依据何在？通常不都说“上下五千年”吗？ 答：上下五千年，是文化；三千七百年，是文明。据最新碳14测定，二里头文化一期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所以是三千七百年。五千年文明史的说法不科学、不严谨，要改。 问：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伊斯兰文明一千四百年，西方现代文明六百六十年，都延续至今，为什么说是“三个时代”呢？ 答：三千七百年和一千四百年是存在的时间，不是辉煌的时间，更不是最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时间。所谓“谁的时代”，是指在当时谁的影响力最大，世界性最强。要讲辉煌，周文明八百年，汉文明四百年，唐文明三百年，宋文明也三百年，加起来一千八百年。但影响世界，就是汉唐。而且中唐以后，伊斯兰文明就崛起了，中华文明则开始走下坡路。 问：中华文明以后就是伊斯兰的时代？ 答：可以这么说。不过三大文明的辉煌，是有重叠期的。伊斯兰文明新月升起的时候，中华文明并没有日薄西山；欧洲文艺复兴开始之日，伊斯兰也还中天月明。但中唐以后，中华向内收，伊斯兰向外走，欧洲大陆还处于蛮荒和蒙昧，当然是伊斯兰的时代。 第7节 问：再之后则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时代？ 答：是。看看以下名单吧：莫里哀、洛克、斯宾诺莎、牛顿、巴赫、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康德、海顿、歌德、莫扎特、席勒、黑格尔、贝多芬、欧文、拜伦、雪莱、海涅、舒伯特、巴尔扎克、雨果、费尔巴哈、安徒生、狄更斯、瓦格纳、马克思、恩格斯。这些伟大的人物，都是在中国的明末清初以后、鸦片战争以前出现的。鸦片战争前，中国最后的思想家，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所谓“康乾盛世”，其实乏善可陈。那时的伊斯兰世界，也没什么贡献吧？ 问：中华和伊斯兰文明，会消亡吗？ 答：不会。中华和伊斯兰，都是衰而不亡。但中国和伊斯兰国家，都应该“睁开眼睛看世界”，甚至“直面惨淡的人生”，才能自强不息奋起直追。事实上，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思想界又活跃起来。因为一方面，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另方面，大清王朝和北洋政府都根本无力钳制思想，控制舆论。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只要思想解放，言论自由，就能再造辉煌。所以我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信心满满。 关于伊斯兰文明 问：你对“百年翻译运动”的评价客观吗？ 答：这其实是公论。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在《抓住时机》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领域里的关键性进展都是穆斯林在这个时期里取得的。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的眼光能看得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伊斯兰世界巨人们的肩膀上。呵呵，我几乎是照抄尼克松。限于体例，我不能在文中加注。这里做个说明，以免抄袭剽窃之嫌。 问：伊斯兰文明能够走向世界，就因为既讲特慈，又讲普慈吗？ 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皈依的手续极为简便。任何人只要诚心诚意念诵一遍“清真言”和“作证言”，即可成为穆斯林。清真言的内容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作证言的内容是：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真主独一无可怀疑；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奴仆和使者。你想皈依伊斯兰教，诚心诚意念诵一遍就行了。但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伊斯兰精神的体现。因为按照伊斯兰教义，人是安拉创造的。安拉与人的关系，就像母亲和子女。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还需要写申请、打报告、办手续吗？ 问：那又何必念诵清真言和作证言？ 答：爱是需要说出来的，信仰也一样。就算恋爱，也得说句“我爱你”吧？ 问：真主不喜爱过分者，也不喜欢杀戮，是这样吗？ 答：是。《古兰经》卷二之190说得很清楚：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这也有史实为证。公元1187年，统治了整个埃及、今伊拉克北部、叙利亚大部和也门的阿尤布王朝建立者萨拉丁，进攻十字军中最强的耶路撒冷王国。9月2日，耶路撒冷投降，萨拉丁入城。与八十八年前十字军的大开杀戒形成鲜明对比，萨拉丁没杀一个人，没烧一栋房子，只是将被改为圣殿骑士团总部的阿克萨清真寺，被改为大教堂的磐石清真寺，恢复为清真寺。有人建议拆毁耶路撒冷的圣墓大教堂，萨拉丁没有同意。相反，他将耶路撒冷的圣地向所有宗教开放。 问：你说的伊斯兰精神，可靠吗？ 答：例证很多。《古兰经》说“凡为饥荒所迫，而无意犯罪的，虽吃禁物，毫无罪过，因为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又比如，送给女方的财礼，即便离异也不得收回，应该留做女方的生活费和养老金。再比如，由于战争年代男丁稀缺，伊斯兰国家有一夫多妻的制度或习俗。但，做丈夫的必须公平对待每个妻子。包括同房的次数，也必须完全一样，除非某位妻子自愿让渡权利。这就比中国古代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好得多。 关于普世价值 问：你说人权、法治、民主、共和、宪政都不是价值，但西方也有人这么说，请问如何解释？ 答：那是他们自己糊涂。你以为西方学术界都很明白呀？ 问：普世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吗？ 答：是。它来自19世纪所谓“白人的责任”。但要说是“替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侵略扩张作辩护”，则未免杯弓蛇影虚张声势。我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所谓普世情怀，其实人同此心。区别仅仅在于：一、是多是少；二、自觉或不自觉；三、是否明确使用普世概念。我们民族的特点，是有普世情怀，无普世主义。情怀是好的，主义是不好的。普世情怀一旦变成普世主义，就难免强加于人。 问：情怀变成主义，是什么原因呢？ 答：与宗教有关。严格说来，但凡宗教，都或多或少会有普世倾向。比如佛教，就主张“普度众生”。一神教的这种倾向，则更强烈。因为造物主既然只有一个，那么，所有的人，所有的物，便都是这神创造的。而且，不管这唯一的真神或真主是叫雅赫维、耶和华还是安拉，作为造物主，对自己的创造物都充满关爱。为了让自己创造的人活得更好，造物主必定要启蒙。造物主的启蒙，就叫“天启”。由此创立的宗教，就叫“天启宗教”。直接得到天启的，是“先知”；被派来拯救世界的，是“耶稣”。耶稣是希伯来语，意为“耶和华的拯救”。但无论先知还是耶稣，甚至包括他们的门徒，都负有神圣的使命——把唯一真神或真主的爱洒向人间，洒向每一个人。普世主义，应运而生。 问：照你这么说，普世主义并非西方之专属？ 答：当然。只不过，其他宗教不一定这么说。何况同为一神教，也还是有区别。犹太教讲特选，就讲不了普世。伊斯兰教既讲普慈，又讲特慈，普世性就没有那么强。基督教认为上帝面前人人有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就连普慈和特慈的等差都没有了，更不用说特选和淘汰。所以基督徒人数最多，新教十亿，天主教十亿，东正教一亿，共二十一亿。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基督教自认为具有普世性（oecumenical），也并非没有道理。 问：这就是西方人主张普世主义的原因吗？ 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成功了。成功者是有话语权的，也会有使命感。这很可怕。不是说使命感一定不好，要看是什么使命。如果说是要把别人都改造成自己这样，就不亚于恐怖主义。一种伟大文明要做的事情，应该是为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平等对话，搭建开放平台。 问：这不就是使命吗？ 答：使命？谁之使？谁之命？我不喜欢这个词。我也不喜欢信仰。可以信，为什么要仰？我也不喜欢启蒙。谁被蒙？谁来启？谁都不比谁傻，谁也不比谁聪明。要讲启蒙，只有天启。这就变成信仰了。结果，使命的前面还要冠之以“神圣”二字。那么请问，就你直通上帝，就你牛逼啊？所以，我不要“使命”，我说“位置”。我也不喜欢“普世价值”，我说“共同价值”。 第8节 关于共同价值 问：世界上有共同价值吗？ 答：有。比如世界各民族都不约而同地发明监狱，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就说明自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但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的观念又有所不同。东方国家一般将剥夺自由视为对罪犯的惩罚，西方法学家则认为是对罪犯自由意志的尊重。他们认为，自由即选择，选择即负责。既然你“自由地”选择了犯罪，那就同时意味着你“自由地”选择了坐牢。为了尊重你的自由意志，必须把你关进监狱。但不管怎么说，都意味着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问：我们民族也承认共同价值吗？ 答：承认。比如“人皆有之”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就是孟子认为的“共同人性”。由此推演出的仁、义、礼、智，则是孟子主张的“共同价值”。只不过，孟子没有使用“共同价值”这个词。他主张的仁、义、礼、智，也未必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问：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什么？ 答：独立，自由，平等。 问：是这样吗？ 答：是。请参看“易中天中华史”第二卷《国家》。 问：我们民族也一样吗？ 答：当然。诸位应该熟悉一句歌词：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事实上，我们民族早就有对独立、自由、平等的追求。比如道家，就非常崇尚自由，庄子叫“逍遥游”。墨家、道家、法家，都讲平等。不同的是，墨家讲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道家讲天道面前人人平等，法家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法家的平等是有问题的，这个以后再说。儒家虽然不讲平等，却讲对等，比如孔子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的“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为什么讲对等？因为人人生而平等，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是骨子里的东西。但儒家又要讲纲常伦理、封建礼教，只好讨价还价，不讲平等讲对等。 问：那么，我们民族对独立、自由、平等的追求实现了吗？ 答：相对、部分和逐步地实现。大体上说，从西周到春秋，是崇尚和主张独立、自由、平等的。因为西周封建制度是一种“分权制”，从天子到诸侯，都不集权。至少在贵族阶级那里，相对独立，比较自由，有等级但不森严。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事情就变得糟糕。不过汉唐时期，中央集权和个人自由找到了平衡点，因此中华文明达到了鼎盛。明清两代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每下愈况，终于爆发辛亥革命。整个过程，充满纠结，很有看点。 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呵呵！读完三十六卷本“易中天中华史”就清楚了。 关于信仰问题 问：你说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为什么要这样严格定义呢？ 答：因为只有彼岸的信仰，才真正具有超越性。否则，就只有此岸的信念。信念当然也很好，甚至非常好。但再好的信念，也都是现实性的。如果不能兑现，久而久之，就会“失信”。一旦失信，就没人信了。政治和道德的“信仰”，总是面临信誉危机，甚至破产，原因就在这里。 问：宗教信仰就没有这个麻烦吗？ 答：没有。宗教只是给你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怎么去，去不去得了，都是你自己的事。到了天堂，那里是什么光景，也没人回来说。所以，宗教不必兑现，也不能兑现。恐怖主义和某些宗教极端分子，就是要把宗教信仰变成政治和道德的，把来世变成现世。结果如何，众所周知。 问：这么说，你是反对政治信仰和道德信仰的？ 答：反对！除非政治信仰是基于道德信仰，道德信仰又基于彼岸的信仰。但这很难。世界上有没有，不好说。至少咱们这里，还没有。我的主张，是政治讲理想，道德讲追求，宗教讲信仰。宗教信的是神，政治和道德信的是人。神不会犯错，人就保不齐。事实证明，在人间建设天堂，造成的都是灾难。把信念和信条说成信仰，只能给自己找麻烦。 问：我们需要建立宗教信仰吗？ 答：不需要。有信仰的人，未必不干坏事；无信仰的人，也未必不做好事。西方人有信仰，照样发动战争；汉民族无信仰，同样热爱和平。信仰与道德，并不构成因果关系。没有信仰，我们照样过日子，天也塌不下来。三千年都没有的东西，今天又何必一定要有？ 问：照你这么说，信仰可有可无？ 第9节 答：是。当然，信仰有信仰的好处。比方说，管理社会，维持秩序，要方便一些。有信仰的人，一般比较听话，也好商量，因为你可以拿他的信仰来说事。甚至发生了骚乱或动乱，说声“主让大家回家去”，没准就散了。不过，也只是没准而已。何况凡事都有两面性。信仰也有信仰的麻烦，比如为信仰而战。历史上，宗教战争可不少，大家都号称“圣战”。既然是“圣战”，打的是“异教徒”，是“魔鬼”，也就可以大开杀戒，无所顾忌。这就是信仰的不好。反倒是我们中国人，因为没有信仰，也就没犯这样的错误，犯不着为此妄自菲薄。 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又那么看重信仰？ 答：信仰的积极作用之一，是能够提升人的境界。因为你是在向神看齐，走向理想。所以，真正的信仰，必有境界，比如世界大同，比如普度众生，比如“与上帝同在”，比如“成为安拉喜悦的人”。然而，境界只是道德的最高层次。没有境界，不等于没有道德。比方说，我境界不高，做不到舍己为人，并不就一定损人利己呀！再说了，这世界上，真有境界的，究竟几何？大多数，还是芸芸众生。境界对于他们，其实隔膜。但，没这个追求，就不做人了？还是要做，也照做嘛！可见境界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信仰也一样。 问：有信仰，总比没有好吧？ 答：请客吃饭有瓶酒，好点吧？实在没有，难道这饭就不吃了？碰上个不喝酒的，你还多余。碰上个发酒疯的，他还坏事。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就是不喝酒的；发动“圣战”的那些人，就是发酒疯的；狂热的教徒，就是酒精中毒的；信仰邪教，就是喝了假酒，把毒品或工业酒精当酒喝的；自己有信仰，就容不得别人没有，或者用一种信仰批判另一种信仰，就是酒后驾车的。“文革”中，误把主义当信仰，则是集体发酒疯。 问：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有信仰呢？ 答：为什么那么多人喝酒呢？喝酒是为了进入状态，信仰是为了提升境界。进入状态，提升境界，也可以有其他方式，比如喝茶。当然，茶和酒，不一回事。但你不能说，茶的状态就不是状态。同样，你也不能说，只有信仰提升的才是境界。境界，有各种途径可以实现。 问：比方说？ 答：比如禅宗。禅宗名为佛教，实为哲学。它主张的不是“信仰”，而是“觉悟”。信仰是关于对象的（信仰什么），觉悟是关于自我的（自己觉悟）。但不是“信仰自我”，是“发现自我”。所以，禅宗是反信仰的，却又有境界。可见没有信仰，不等于没有境界。信仰，只是实现境界的途径之一，不是唯一。而且，也只是提供了境界的可能性，并没有必然性。因此，有信仰，也未必一定有境界。更重要的是，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境界是当务之急吗？拜托了！用地沟油，放三聚氰胺，做毒大米、毒馒头，难道是缺乏境界？那不是笑话吗？ 问：不要信仰，你就不怕人心涣散、道德滑坡？ 答：不怕。没有信仰，不等于没有理想，没有信念，没有魂魄，没有精神。埋头苦干，舍己为人，吃苦耐劳，坚忍不拔，都是精神。此外，父慈子孝，是规范；礼尚往来，是信条；天下太平，是理想；国泰民安，是追求。凝聚人心，维系族群，建立道德，可以有多种方式和途径，信仰不是唯一的。 问：但你又说，信仰是人的生命本能，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答：呵呵，不矛盾。我说得很清楚，信仰的产生，源于两种需求。一种是现实的，这就是安全、自由、身份认同。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和信仰，都在实现这一功能。这样的信仰，我们民族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必。但从根本上讲，人类总是要仰望星空，寻找源头，知晓归宿。那么，是否需要一种纯粹的和全人类的共同信仰？我现在还不敢说。至少，不是当务之急。 问：那你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答：重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这就要审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总之，以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重新讲述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从而看清文明的意志，找到中华的位置。 这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任务。 ?易中天中华史：祖先 人之初，性本性。夏娃骑上剑齿虎闲庭信步，完成与神的合谋。 第一章 夏娃造反 创世 梦中惊醒后，女娲开始造人。 说不清那是早晨还是黄昏。天边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同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另一边是月亮，生铁般又白又冷。二者之间，是忽明忽灭的星星，和来历不明的浮云。 女娲却并不理会谁在下去，谁正上来。[1] 女娲是一只大青蛙。 不对吧？女娲不是蛇吗？在《山海经》，在画像石，女娲和伏羲一样，都是“人首蛇身”。而且他们的蛇尾还缠绕在一起，分明是准备传宗接代的意思。 表面上看，这没有错，因为蛇可以变成龙，蛙就不行。 如果女娲是蛙，“龙的传人”岂非成了“蛙的传人”？ 女娲怎么会是蛙？又怎么可能是蛙？ 因为她原本是蛙。[2] 第10节 变成蛇，是有人暗地里做了手脚。时间，不晚于汉。 ◎汉武梁石室画像。女娲的名字，最初出现于《楚辞·天问》，但没有说是蛇还是蛙。所谓「人头蛇身」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图画形象，最早见于汉画像石。可见女娲是蛇，应为汉代的说法，并无原始依据。 娲，今人读“蛙”，古人读“呱”，正是青蛙的声音。[3]可见娲就是蛙，女娲就是女蛙，只不过是伟大的、神圣的、创造生命的蛙。这样的神蛙或圣蛙，当然不能写成青蛙的“蛙”，必须特别创造一个字，专门用在她身上。尽管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个字的甲骨文或金文，但在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蛙人图上，却可以依稀看见她当年的风采。 ◎大洋洲巴布亚新几内亚鱼蛙形人物槟榔树皮画。此图中的形象，均为生殖崇拜象征。其中鱼、蛙、花象征女性生殖崇拜，鸟象征男性生殖崇拜，详见本卷后面几章的论述。此图主题形象是蛙人，可看作“大洋洲的女娲”。 这，又哪有一丁点蛇的影子？ 相反，女娲是蛙，却像古埃及的荷鲁斯是鹰一样无可怀疑。更何况，是蛙才可能造人。龙和蛇，都不会。 但，女娲造人，跟上帝不同。[4] 上帝造人是一次性的。在创造世界的最后一天，上帝先用泥土造了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然后把他们安顿在伊甸园，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之后，是休息。哪怕他俩不听告诫，被蛇诱惑，偷吃禁果，犯下原罪，也不管。 显然，上帝造人很轻松，甚至有点漫不经心。 女娲就辛苦得多。她先是用黄土和泥，把人不分男女地单个捏出来。后来实在不堪重负，才扯下一根藤条沾上泥浆甩。但即便如此批量生产，也不得休息。她还要向神申请媒人的职位，以便帮人谈婚论嫁。甚至光荣退休以后，还得重新出山拯救苦难。某年，她的子孙中一个名叫共工的家伙闹情绪，一头撞断了擎天柱不周山，结果天崩地裂，水深火热。女娲只好挺身而出，烟熏火燎地炼石补天，奋不顾身地断鳌足为柱，这才让世界恢复正常，让人类重归安宁。 奇怪！女娲为什么要忙个不停，又一管到底呢？ 很简单，女娲不是造物主，不是创世神。创世神只需要揭开序幕，造出一男一女，就可以不闻不问，一切皆由被创造者好自为之，或咎由自取。可惜女娲不是。除了人，天地万物都不与她相干，就连做媒也要别的神批准。难怪《楚辞·天问》会质疑：女娲有身体，她是谁造的？[5] 问得好！因为这其实是在问—— 世界是谁创造的？ 谁才是终极创造者？ 抱歉，无可奉告，因为我们没有创世神。盘古，只是分开了原本就有的天地；混沌，则是被开窍的。他们都不是创造者。真正的创造者是“道”，或者“易”。道，倒是跟上帝一样无象无形，但可惜没动手，也不是神。《周易》的“易”，就更没有“神格”。 也就是说，终极创造者缺位。 没有终极创造者，或者终极者没有神格，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点。它对三千七百年命运和选择的深刻影响，以及成败得失是一个必须慢慢道来的话题。现在能肯定的是：在世界神话的谱系里，女娲不是第一个神，甚至不是第一个女人。 第一个女人是谁？ 夏娃。 女娲的前身 夏娃是女娲的前身。 女娲有前身吗？有。因为她是母亲，或母亲神。她的造人，她的做媒，她的补天，都意味着母亲的伟大和慈爱。我们并不知道她造了多少人，又造了多少天，先造男还是先造女。 这些问题，都没人能回答，也没人去关注。因为对于母亲来说，生男还是生女，先男还是先女，都一样。反正有了头胎就会有二胎，生够了算数。既然如此，管他作甚？无所谓。 人，总是先成为少女，再成为母亲的。 因此，女娲必有前身。 但为什么是夏娃？她俩够得着吗？ 够得着。读音接近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共通。 实际上，自从人在自己的世界里睁开了眼睛，巨大的问号就悬挂在他的头顶：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必须回答的。作为地球上唯一具有自我意识的物种，人类需要这样一种解释、慰藉和安顿。无此交代，我们将心神不宁。 这个交代，就叫“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表现为现实，表现为历史，也表现为神话。实际上，作为世界各民族都有的文化遗产，神话和传说绝非碰巧的偶然存在。人类创造它们，无非是要借助神和神话人物，弄清来历，记录历史，回答问题。 有此履历和档案，焦虑才会克服，冲动才能满足，身份的认同才有了可能。 有此认同，我才是我，我们才是我们。 创世神话，就这样不由自主地产生。因此，它们绝不是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蜚短流长，而是民族的信念和信仰。 这样的神话，我们民族一定有过，麻烦仅仅在于失传。或者说，被有意删除，就像给女娲动了手术。 也只能借鸡下蛋，或借壳上市。 好在人就是人。尤其是在原始时代，世界各民族的思路、模式和方法论，大同小异，如出一辙。几乎所有的创世神话，都在重复虚构，而且惊人地相似。比方说，中国和西方的神话都认为，世界上原本没有人，人是被创造出来的。 造人的材料都是泥土，创造者也都是神。 神话，是世界范围的集体梦幻。 这就可以资源共享。 比方说，把夏娃看作地球上第一个女人。 可惜夏娃也有麻烦。 夏娃的麻烦在于，她是世界上第一个女人，却不是第一个人。第一个人是亚当，夏娃却是用亚当的肋骨创造的。女人跟男人的肋骨，又有什么关系？作为上帝的创造物，夏娃为什么要跟上帝作对？作为亚当的肋骨，她又为什么要去诱惑亚当？亚当的肋骨诱惑亚当，岂非自己诱惑自己？ 这是一个“达芬奇密码”。 密码套着密码，疑云罩着疑云。过去我们只知道女娲来历不明，现在看来夏娃也履历不清。她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关系，却反倒可以确定。甚至她们承担的文化角色，还会一脉相承。 第11节 因此，必须侦破此案。 其实这并不难。答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真正走进作案现场——伊甸园。 谜底，也许就藏在那园子的某个洞穴里。 走进伊甸 伊甸园，在东方，有人说它就是中国新疆和田。和田古名于阗。于阗，伊甸，读音相近，没准是同一个地方。更何况，那里还有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亚当和夏娃遮身蔽体的叶子，就是从那棵树上扯下来的吧？ 这当然是姑妄言之，也只能姑妄听之。其实，伊甸园可以是空间概念，更可以看作时间概念。或者说，世界上也许并没有什么“伊甸园地区”，却未必没有“伊甸园时代”。 问题仅仅在于，它是什么时候？ 心智初萌的小儿时节。 人类文明的标志，是国家的诞生；人类社会的发展，则有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简单地说，是从分散的、弱小的、各自谋生的小族群，通过迁徙、兼并、繁衍和扩容，由点到面，到片，到圈，到国。国就是国家。国家之前是部落联盟，这就是圈；圈之前是部落，这就是片；片之前是氏族，这就是面；面之前是原始群，这就是点。这些类型，是组织形式和社会形态，也是历史阶段，因此都该有神话传说中的代表人物。比方说，代表国家诞生的是夏启，代表部落联盟的是尧舜，代表部落的是炎黄，代表父系氏族和母系氏族的则分别是伏羲和女娲。 那么，代表原始群的是谁？ 夏娃，也只能是夏娃。 这似乎不对，也不爽，但没有办法。文化符号是要有内涵的，其中必须有密码。女娲造的人，不管是捏出来的还是甩出来的，有内涵有密码吗？没有，甚至没有性别。他们也没在伊甸园待过，无法成为我们的向导和线人。 夏娃却一身是谜。 比如上帝造夏娃，为什么不再用泥土，却要从亚当身上卸下一根肋骨？有人说是为了表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好的，就算是吧，那为什么不能先造夏娃，再用夏娃的肋骨造亚当？女人的一半也是男人呀！ 这样问，是问不出名堂的。正确的方法，是倒过来推理。 怎样倒推？看结果。 上帝这样造人的结果是什么？是夏娃在伊甸园大造其反，惹是生非。受蛇诱惑的是她，偷吃禁果的是她，怂恿亚当也犯下原罪的还是她。这一点都不奇怪。夏娃在伊甸园，原本就是异性，也是异类。亚当被造在先，她在后；亚当的原材料是泥土，她是肋骨；亚当是男人，她是女人。夏娃与亚当，既不同时，也不同质，还不同性。若不招惹是非，才是怪事！ 这就让人起疑。 上帝，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地造出这么个狐狸精？难道全知全能的主，竟不知道这娘们是迟早要颠覆伊甸园的？ 还有诱惑夏娃的那条蛇，又从哪里来，是什么玩意儿？ 如果也是上帝所造，则无异于创造了罪恶；如果是别处混入，则无异于纵容了罪恶。创造也好，纵容也罢，上帝并不全善；如果蛇的混入上帝并不知情，则不全知；如果知情而不能阻止，则不全能。既不全知，又不全能，还不全善，则上帝何以为之神？[6]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但有一点却很靠谱，那就是亚当和夏娃吃下智慧果，变得“心明眼亮”以后，便立即慌乱起来。他们的第一反应，竟是用无花果叶发明了人类第一条三角裤。 是什么让他俩惊慌失措？是那赤裸的身体么？ 正是。 很好！秘密也就在此。 为什么是裸猿 亚当和夏娃扯下无花果叶的那一刻，是全人类的“人之初”。 太阳依旧是暖洋洋的。风在林间穿梭，并没有传播小道消息。花儿兴奋或寂寞地开放着，鱼们都不说话。剑齿虎慢条斯理地闲庭信步，照例惊起草丛中的山鸡。一切都没变，变了的只有人。 是啊，人类是那样的与众不同。鸟有羽，兽有毛，鱼有鳞，龟有甲，几乎所有的动物都衣冠楚楚。唯独人，除了头部、阴部和腋下，基本裸露，寸草不生。难怪英国动物学家莫里斯，要管人类叫“裸猿”。这样的猿，确实独一份。 人，你这样一丝不挂地鹤立鸡群，不孤独吗？ 这确实是个问题。 实际上，人类原本跟其他灵长目动物一样，也是浑身长毛的。灵长目，分三科：猴、猿、人。猿科与猴科的区别，是无尾；人科与猿科的区别，是无毛。无毛，无尾，却有皮下脂肪，这在一百九十多种灵长目动物中，是唯一的例外。 就连其他“裸友”，在现存四千二百多种哺乳动物中，也为数不多。它们是少数非同一般的庞然大物，比如犀牛和大象；掘地三尺的潜伏特工，比如鼹鼠和犰狳；翻江倒海的水中健儿，比如河马和海豚。但统统加起来，也是“少数民族”。何况犀牛和大象还是有尾巴的。更何况这些裸体动物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跟人类还是那样的不同。 其实有条尾巴也不错，比如《阿凡达》里面潘多拉星的纳威人。但所有的猿，大猩猩、黑猩猩、长臂猿，都没尾巴，也没有颊囊。所有的人，包括外星人，也都没有毛，比如纳威人和et。这当然是地球人的想象，但天才的卡梅隆宁肯让他们长尾巴，也不让他们长毛，可见裸体的重要。 这就需要强有力的正当理由。 科学界也有种种假说。[7]比较靠谱的说法，是我们曾经下海。也就是说，森林猿在变成平原猿之前，先变成了海洋猿。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人类跟鲸和海豚一样，无毛而有皮下脂肪；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水中游刃有余，黑猩猩却只能望洋兴叹。就连流线型体型和直立行走的姿势，也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可惜这种假说，至今未能得到考古学的支持。没有化石，一切都是猜想。莫里斯说，人类从毛猿变成裸猿，不是要做脱衣舞娘，而是要当运动健将，即为了在狂奔之时快速降温，以便与那些动物界的职业杀手逐鹿中原。因此，必须露出皮肤，增加汗腺。 这当然很历史唯物主义。但，为什么那些同样面临生死存亡的动物，包括狩猎的狮和虎，逃命的兔和鼠，都不必多此一举，唯独人类需要？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原本生活在森林，是平原上的外来户？ 找不到原因，就只能看犯罪动机。那么，裸猿毅然脱掉那身裘皮大衣，又得到了什么好处？ 变得性感。 任何有过正常性生活的人都知道，赤身裸体和衣冠楚楚，哪一种更能给人性的刺激。《阿凡达》里的纳威人光着身子，就因为他们也要恋爱并做爱。但这跟我们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偷吃禁果之前，亚当和夏娃是长毛的？ 嘿嘿，难讲。 实际上，要解开这个谜团，必须先回答两个问题。一，变成裸猿以后，人是不是变性感了？这是事实判断。二，性感对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有没有哪怕是负面的作用和影响？ 这是价值判断。第一个问题必须先回答。因为没有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就等于零。 第12节 与上帝合谋 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人，肯定是地球上性能力和性快感最强的物种。人类不像其他哺乳动物还有发情期，反倒随时随地都可以想做就做。次数的频繁，姿势的多样，感觉的欲仙欲死，动作的花样翻新，更是让动物们望尘莫及。莫里斯说，男人的阴茎勃起时，会雄踞灵长目动物之首；雌性的性高潮，则为人类所独有。相比之下，黑猩猩的那玩意儿只能算作小钉子；狒狒的交配时间则超不过十秒，哪能有高潮？ 当然，即便只有几秒，雄性动物也至少会有射精的快感。这显然是为了保证它们时刻处于战备状态，同时也是对它们良好表现的犒劳和奖赏。 雌性动物却不会“为性交而性交”。对于它们来说，性不是“生活”，而是“任务”，即怀孕的条件和必需。因此，它们只在发情期交配，并且会没脸没皮地勾引雄性，贪得无厌地接受插入。但这不是性欲旺盛，只是为了增加受孕机会。 所以，母猴们往往对公猴的表现无动于衷。而且一旦交配结束，便若无其事地一走了之。显然，它们没有“超越生育目的”的性关系，只有生殖。[8] 只有生殖，也就没有性。没有性，便不需要性感。性感既然只属于人，那么，它就是人性。 人之初，性本性。 事实上，性感就是性别的美感，同时也是性爱的快感。 快感也好，美感也好，所有的可能都来自人猿之别，甚至就是对革命成果的直接享受。 比如直立。 直立使男女双方面对面时，性信号区和性敏感区，包括可以传情的眉目，准备接吻的嘴唇，能够抚摸的乳房，终将紧密结合的生殖器，都一览无遗；也使人类能够面对面地性交，并在做爱时凝视和亲吻对方。当然，还可以自由地变换各种姿势和体位，这可比只能从背后插入爽多了。 还有用手。 没有一双灵巧的手，拥抱和抚摸，前戏和后戏，便都不可能。但如果没有体毛的脱去，皮肤的裸露，所有这些都将大为逊色。你能想象两个毛茸茸的人抱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吗？取暖倒是合适，做爱就不好说。 直立、用手、裸露皮肤，人类进化这三大成果，使性变成生活。 现在我们知道，上帝造人为什么分了两次，又使用两种材料了。因为人的进化是分阶段的。从猿，到类人猿，到类猿人，再到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质变，则是由“正在形成的人”，到“完全形成的人”。 亚当就是前者，夏娃就是后者。夏娃肯定是裸猿。至于亚当，是毛猿还是半裸，无可奉告。 但，“类人”与“人类”，界限分明。 完全成人的标志是有了意识，这表现为偷吃禁果，心明眼亮。完全成人以后就必须告别自然界，这表现为逐出乐园，自己谋生。初步成人靠自然，因此泥土造亚当；完全形成靠自己，因此肋骨造夏娃。至于那条蛇，则其实是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所以上帝管不了，也不能管。 这是人与神的一次合谋。 问题是，为什么只能是亚当的肋骨造夏娃，不能是夏娃的造亚当？ 因为只有夏娃，才能迈出革命性的关键一步。 这一步，就是从生殖到性。 第一次革命 生殖变成性，是从猿到人的一个重要转折。它的意义，绝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 领导和发动这次革命的，是夏娃。 道理很简单：动物之所以没有性，完全因为雌性没有生殖以外的交配需求。不难想象，如果它们也有“无关生育的性欲”，自然界就会有妓院了，只不过性工作者会是雄性。 显然，我们不能指望亚当来革命，他也革不了。从生殖到性，真正发生了变化的，只可能是女人；起着决定作用和关键作用的，也只可能是她们。所以，蛇要引诱和能引诱的，必定是夏娃。夏娃接受蛇的诱惑，则说明她觉得男人那东西挺好。或者说，女人已经有了“性趣”。 女人解放，人类也就解放了。 事实上，女人如果没有性的愉悦，她们就不会在没有生育需求时，也对男人的要求说ok。同样，也只有在女人体验到性高潮，至少体验到性快感，而且有了性冲动和性需求时，交配才变成了做爱。这时，男人体验到的快感，跟他充当雄性动物之日，堪称天壤之别，完全两样。 由此带来的第一个结果，是人类对性生活兴趣盎然，乐此不疲。第二个结果，则是女人在一段时间内，只愿意跟某个男人做爱，反之也一样。这在女人是相对容易的，对于男人则比较困难。于是上帝只好亲自出手，让伊甸园里那条蛇失去了翅膀。其中的文化指令十分明确：不得花心！ 但这不能傻乎乎地归结为“永恒的爱情”。 爱情从来就不永恒，也很难永恒，与婚姻更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原始时代的男女这样约束自己，一开始可能是两情相悦的爱情，后来就是冒名爱情的婚姻。这里面，无疑有着实用和功利的考虑。一个直截了当的原因是社会分工：男人必须狩猎，女人必须看家。结果是，女人不能任由男人在外寻花问柳，自己和孩子则饥肠辘辘，嗷嗷待哺；男人也不能容忍自己历尽艰辛带回战利品，却在家里看见了“她的他”。 所谓“对偶关系”，就这样形成了。 与之相适应或相配套的生理变化，是女人即便怀孕，甚至在月经期，也能接受并满足男人的求欢。因为让男人长期性饥渴，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女人必须对自己的身体做出调整，以免爱情或婚姻崩溃；而当女人能够这样调整时，人类距离动物便已经十万八千里。 此时的伊甸园，堪称天翻地覆。 起先是生殖变成了性，然后是性变成了爱情。再然后，爱情异化为婚姻，婚姻产生了家庭，家庭构成了氏族，氏族变成了部落和部落联盟，最后又产生了国家。我们原来的那个猿群，也就在这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社会。 这一切，又都因为女人。起先是夏娃，然后是女娲。 夏娃是少女时代的女娲，女娲是成熟阶段的夏娃。夏娃变成女娲，就是蒙昧时代过渡到了野蛮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以制陶术为开场白的，正如蒙昧时代的标志性成果是吃鱼和用火。有了火，长夜不再漫长。有了制陶术，文化就能留下足迹。因此，我们很快就会在那些荒古的陶器上，看见女娲的微笑。 值夜班的猫头鹰，可以歇息了。 黎明的天空曙光初现，晨星犹在，月色朦胧。功成身退的夏娃目送女娲绝尘而去，并见证她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女神，横空出世，一鸣惊人，光芒四射地站在风起云涌的黄土高坡。 * * * [1] 女娲造人时的场景描述，出自鲁迅《补天》，原文是：粉红色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眨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伊并不理会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 第13节 [2] 女娲是蛙，此说受赵国华先生影响。我在1988年读了赵先生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后，就断定女娲绝不可能是“蛇妹妹”，只可能是“蛙女神”。 [3] 娲的读音，《汉语大字典》称：《广韵》古华切，平麻见。又古蛙切，《正字通》音蛙。歌部。有人说娲要读蜗，因此女娲是蜗牛。实际上，蜗牛的蜗，古音也是古华切，平麻见。又古蛙切。歌部。跟娲的读音一样，也是“呱”。为此，我请教了李蓬勃先生。李先生答：娲和蜗，声符相同，古音也的确相同（见母，歌部），但没有意义上的关联或文字通用的证据。如果“读如”只是标音，无误；若是探求语源或通假，无据。 [4] 上帝造人，见《圣经·创世记》。 [5] 《楚辞·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 [6] 伊甸园的故事，恐怕是一个“惊天疑案”。疑案的背后，是上帝的良苦用心；而勘破此案，则需要人类的卓越智慧。这就只能另案处理，再写一本书来讨论。书名，也许就叫《上帝的预谋》。 [7] 关于人类为什么成为“裸猿”，科学界有多种说法，比如“幼态延续”（黑猩猩的幼崽无毛）、“信号识别”（把自己跟其他猿类区别开来）、“贪图凉快”（走出浓荫覆盖的森林后，类人猿为了防止中暑）。此外，还有说是因为烤火，因为担心吃饭时把身上弄脏，害怕长寄生虫等等。详见莫里斯《裸猿》。 [8] 关于人类无毛和性感的论述和证据，均参见莫里斯《裸猿》。 生与死，秘密都在女人。 女娲变成蛇，是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错乱。 第二章 女娲登坛 死对头 重见天日的女娲，样子并不好看。 这里说的“女娲”，在欧洲被叫做“维纳斯”。她们是一些考古发现，即原始民族塑造的母亲神像。其中最古老也最有代表性的，一件是法国出土的浅浮雕，叫“洛塞尔的维纳斯”；另一件是奥地利出土的圆雕，叫“温林多夫的维纳斯”。 岁数，都在二万五千年左右。 后来，越来越多的“维纳斯”在世界各地相继出土，以至于在法兰西西部到俄罗斯中部之间，形成了一条延绵1100英里的“维纳斯环带”。 当然，这是西方人的命名。如果愿意，也可以叫“洛塞尔的女娲”，或“温林多夫的女娲”。咱们自己的“维纳斯”，则在山海关外的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一共两件，年龄大约五千多岁。 抱歉打扰了，老奶奶们！ 唤醒这些女娲或维纳斯的，不是王子之吻，而是考古队的锄头。而且，她们也实在不好意思叫做睡美人。没错，这些神像无一例外的都是裸体女人，乳大、臀肥、性三角区线条明晰，却一点都不性感。她们或者面目模糊，或者表情呆板，或者头部低垂，或者双臂萎缩，或者腹部隆起，或者全身肥胖，或者双腿变成了一根棒子，根本就没法跟古希腊那断臂的维纳斯相提并论。 至于咱们那两位老祖母，干脆就是孕妇。 ◎辽宁喀左东山嘴陶塑女像 显然，这不可能是性爱之神夏娃，只可能是母亲之神女娲。乳大，意味着奶多；臀肥，意味着善育；性三角区线条明晰，则意味着孩子从那里出生。安纳托利亚的一尊撒塔尔·胡尤克女神像，就明明白白是在分娩。是啊，豆蔻年华体态玲珑的待嫁少女，在远古时代其实并不招人待见。史前艺术家们情有独钟的，是强健壮硕能怀孕会生育的母亲。[9] 不过也有例外。 例外在摩尔达维亚地区的维克瓦丁茨发现，是一尊属于晚期库库泰尼文化的黏土小塑像，全身赤裸，两腿修长，腰肢纤细，阴部明晰，十分性感。但这位在小女孩墓中被叫醒的女神，却由考古学家命名为“白夫人”。她的造型，则解释为“躺在那里等待埋葬”。[10] ◎摩尔达维亚的维克瓦丁茨墓地发现的黏土小塑像，俗称白夫人。 没错，她就是死神。 死亡女神，是女娲和维纳斯们的“死对头”。 死对头当然得是另一种样子。但生育女神肥胖臃肿，死亡女神身材曼妙，却实在让人大跌眼镜。原始人，为什么要这样塑造他们的女神，弄得“生不如死”呢？是审美观不同，还是价值观相异？难道美丽是危险品，粗笨反倒是可靠的？ 或者我们眼中的性感魅力，对他们毫无意义，还必须敬而远之，甚至避之唯恐不及？ 没人知道。 也许，他们就像汤加人，以胖为美。也许，他们当中早夭的少女，从来就不曾有过身孕。这都是有可能的。一个少女好不容易才长大成人，还没来得及做母亲就死于非命，请问还有比这更让原始人无法接受的吗？ 那好，死神就该是这副模样。 死神曼妙身材的背后，是深深的恐惧。是啊，谁能承受入墓前的战栗，谁能想象不再醒来的长眠。[11]何况那时的人类多么弱小，死人的事经常发生。自然的灾难，意外的事故，野兽的伤害，敌人的攻击，片刻之间就会夺人性命。谁都不知道性感美丽的死亡女神，什么时候会抛来媚眼，送去飞吻。[12] 亲人尸骨前，是流干的泪水；突然袭击时，是无助的目光。然而也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哭泣之后，理性的精神也在升腾：哭是没有用的，怕是不必要的，重要的是想方设法活下来，并把种族延续下去。 置于死地而后生。丧钟敲响之时，号角与战鼓齐鸣。原始人下定决心，要跟死神打一场拉锯战。 女娲诞生了。 灵魂是个流浪汉 第14节 女娲诞生于一个不解之谜——死亡。 实际上，自从心智初开的人类意识到自己终有一死，这个问题就一直在困惑着他们。人既然活着，为什么要死，又为什么会死？人死以后，到哪里去了？他是在到处流浪，还是已重新定居？不辞而别的他，还会回来吗？ 这其实是在问：什么是死亡？ 对死亡最直截了当的理解，当然就是“我没了”。但，“我”怎么会没了，又怎么能没了？“我没了”这件事，我知道吗？如果我知道，那么我还在；如果不知道，又怎么证明没了的是我，不是别人？这可是无论如何都想不通的事。 结论也只有一个：我还在，只不过换了地方。 换地方是可以的，也是可能的。在原始人看来，鱼、鸟、蛇、牛，当然还包括人，都有灵魂。肉体，就是灵魂寄居的地方。既然是寄居，就有可能搬家，因为帐篷总会被拆掉。肉体拆迁就是死，灵魂搬家就是转世。或者说，死亡就是灵魂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就像游牧民族的转场。 灵魂是个流浪汉，命运叫他奔向远方，奔向远方。 万物皆有灵，灵魂可转世，这就是最原始的人生哲学。当然，怎么转，是转到冬窝子还是夏牧场，是立地成佛还是做牛做马，要到很久以后才能由宗教来回答，原始人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如果灵魂不过是换了地方，那我就没死。 很好！这足以对付死亡，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因为它意味着一种信念：人其实是永生的。肉体可能会消失，但灵魂不死；个体可能会倒下，但族群不亡。族群的、集体的、类的生命，将不断延续下去。反正一个灵魂离开了故土，就会马上找到新居。因此，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开始。 这就要做两件事，一是安顿，二是礼赞。 被安顿的是逝者。旧石器时代的尼安德特人（早期智人）和山顶洞人（晚期智人）都有墓葬，也都有随葬的工具、食物，乃至首饰。这意思也很清楚：灵魂既然上路，就得带点干粮；逝者也其实没死，随时都可能活过来。这就要有随葬品，甚至做成木乃伊，或者由巫师招魂。反正，葬礼是必需的。古埃及贵族的坟墓里，甚至会有上好的葡萄酒，以便他们开怀痛饮，或举办酒会。 礼赞的对象则首先是女人。 女人是生命之源，是灵魂新居的建设者和创造者，而且最不怕死，至少不怕流血。她们每个月都要流血，也没死。 哪怕生产的时候要出血，也不过是让新的生命接受了一次特别的洗礼。 显然，生与死，秘密都在女人身上。 也就是说，只有女人，才掌握了人世间的“一号机密”。 这就必须礼赞，必须崇拜，必须用雕塑、绘画、搭建祭坛等方式，把女人和女性生殖器特别地制作出来。最著名的例子，有云南剑川的“阿央白”，红山文化遗址的祭坛，以及大批的“维纳斯”和少量的“白夫人”。 母亲之神多死亡之神少，并不奇怪；前者丑后者美，则也许是反其道而行之。土家族，不就是婚礼时泣不成声，谓之“哭嫁”；葬礼时手舞足蹈，谓之“跳丧”吗？ 因此人类最早的神，清一色的都是女神。[13]爱琴海地区的米诺斯文明，更是以女神为中心。有一个克里特的印章展示了这样的场面：乳房丰满的女神高高站在世界之巅，骄傲地举起一条蛇，向世人炫耀女性的君临天下；一个身材健美的青年男子站在下面，崇敬而兴奋地向她欢呼，阴茎雄起，蔚为壮观。[14]这不是色情，更非淫秽，而是一种极其神圣而庄严的仪式。在此仪式上，勃起即致敬。勃起的阴茎，是女神的赞美诗。 这种仪式，就叫“生殖崇拜”。 ◎米诺斯文明，约存在于公元前3000年至前1450年。发展主要集中在克里特岛，突出特点是崇拜女神而非男神。图为克里特印章展示。 蛙女神 生殖崇拜是女娲的杰作。 这其实是逼出来的。原始人寿命极短，尼安德特人平均不到二十岁，山顶洞人没谁能活过三十。既然活不长又死得快，就只能生得多。毕竟，能对抗高死亡率的，只有高出生率。所以女娲必须不辞劳苦地批量生产人类，甚至不惜抡起藤条沾上泥浆甩。在与死神的搏斗中，这是最实在的一招。 是啊，斗不过豺狼虎豹，咱学兔子还不行吗？ 然而多生几个真是谈何容易。谁都知道，并非每次性交都有结果，生男生女也全凭运气。看来冥冥之中另有一种神秘力量，在左右和掌控着命中率。对这样的力量，岂能不恭敬有加顶礼膜拜，又岂能不想方设法弄到自己身上？ 膜拜的目的是获取，获取的方法是巫术。巫术的规律，是相似律和接触律，比如胆大妄为就叫“吃了豹子胆”，韬光养晦就叫“夹起狗尾巴”。这种文学修辞其实是巫术遗风。要知道，原始时代的战士，是当真要吃豹子胆的。 获取神秘的生殖力量，也如此。 于是女娲和她众多的姐妹，便在世界范围内雨后春笋般地被创造了出来。 这是对女性生殖能力的直接崇拜，而且这种崇拜是实用主义的。因此，隆起的腹部是她们的骄傲，丰满的乳房是她们的勋章，荷塘的蛙鸣是她们的《欢乐颂》，水里的鱼儿则是她们的万千化身。 是的，鱼和蛙。它们频繁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 这是一些令人过目不忘的形象。它们或写实，或写意，或抽象，或便化（简约化变形），形成序列，蔚为大观。尤其是半坡的鱼纹和马家窑的蛙纹，形神兼备，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你看那一排排并行的鱼儿，气势是何等地磅礴；你看那划水中成长的幼蛙，身姿又何其优雅和从容。是啊，每当我们凝视这些远古的神秘图案，扑面而来的便是潮乎乎的生命气息。[15] 此致敬礼！你们这些生殖崇拜的文化符号，你们这些女娲的绶带和徽章。 但，为什么是它俩？ 因为长得像又生得多。鱼和蛙，确实能给心智初萌的人类以太多的联想。鱼唇跟阴唇，不都是开开合合吗？青蛙跟孕妇，不都是大腹便便吗？不信去看姜寨一期的双鱼纹，简直就是女性生殖器的生理解剖图。 何况鱼子又何其之多啊！青蛙也是一夜春雨便蝌蚪成群。这难道不意味着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庙底沟的蛙纹，便特地在腹部画了很多点；马家窑的蛙纹，还特地画出了产道口。 实际上，从蝌蚪到幼虫，再到成形的蛙，在彩陶纹饰中应有尽有。这当然绝非偶然。 ◎甘肃马家窑类型蛙纹的演变。从中不难看出蛙纹的全面性和丰富性。据郑为著《中国彩陶艺术》第28页和图24。 有蛙有鱼，锣齐鼓齐。鱼，象征着女阴，也象征受精；蛙，象征着子宫，也象征怀孕。[16]难怪姜寨一期的那个陶盆内壁，会画了两对双鱼和蛙纹。 这可是一整套“女性生殖系统”。掌握了这套系统，我们就能像迦太基统帅汉尼拔访问罗马一样，叩响生命之门，并长驱直入。 ◎仰韶文化鱼蛙纹彩陶盆，新石器时代遗物，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 死亡线上走投无路的人，绝处逢生。 也许，这就是女娲的身世之谜——女娲就是女蛙，是主管生育的蛙女神，也是率领我们迎战死亡的胜利女神。她老人家是蛙，我们的孩子才是娃。娃娃落地，呱呱而鸣，于是荷塘之中月色之下，便是一片生命的交响。 第15节 死神，你听见了吗？ 月亮不说 听见了这蛙声的，是月亮。 月亮知道女人太多的秘密。 女人跟月亮，是同一时刻被造物主发明出来的吧？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相似和关联。月经一月一次，这就是关联；肚子有盈有亏，这就是相似。月亮就像巨大的青蛙或伟大的孕妇——圆了，是正在怀孕；扁了，是刚生孩子。生出满天星斗的月亮，岂能不是神蛙？ ◎陕西临潼姜寨出土，半坡类型蛙纹，蛙腹中的点表示多子。 代表月亮的这只神蛙，就叫蟾蜍。它或者在月亮中，或者就是月亮，甚至就是补天的女娲。姜寨出土的彩陶上，有一个腹部布满斑点的蛙形图案，就是她的形象。那些原本表示多子多孙的斑点，后来就成了补天的石子；而用来代替擎天支柱的所谓鳌足，则实际上是蛙腿。 女娲，其实是牺牲了自己，才成全了我们的。 一只巨大的青蛙，四条蛙腿支撑起残缺不全摇摇欲坠的天穹，身体中孕育已久的生命力在瞬间爆发，宇宙大爆炸般地化作满天繁星，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伟大！难怪月亮的面孔会生铁般地又白又冷，那是因为“产后大出血”。这可比仅仅把诺亚方舟恩赐予某些特权人物，要伟大得多！ 这就是女娲的星空，它同样充满疑团。 众所周知，肚子有规律地膨胀和缩小，月亮、青蛙、女人都会，太阳和男人则不会。一个月一次的月经，男人没有，跟太阳就更没关系。因此，月亮神就该是女的，太阳神当然是男的，比如古埃及的月亮女神贝斯特，古希腊的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她在罗马神话中叫狄安娜）。[17] 这样看，我们民族的太阳神和月亮神，就该是伏羲和女娲。[18]因为伏羲手上捧的是太阳，里面有一只太阳神鸟；女娲手上捧的是月亮，里面有一只月亮神蛙。这不就是中华版的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吗？ 然而在文献资料中，我们的太阳和月亮都是女神。太阳神叫羲和，月亮神叫常羲。[19]而且，她们居然都是帝俊的妻子。帝俊，据说就是帝喾（读如酷），甚至就是舜。[20]这就更是糊涂账。再说了，羲和、常羲、伏羲，这三个“羲”，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是什么？ 实际上，羲和并非太阳神，常羲也非月亮神，她们都是母亲神。羲和生了十个太阳，都是儿子；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都是女儿。她们也像所有的母亲一样，要给自己的孩子洗澡。只不过，羲和的浴场在东南，常羲的在西北。 那么，后羿和嫦娥，会是太阳神和月亮神吗？如果是，嫦娥为什么要奔月，难道她原本不在那里？后羿又为什么要射日，难道他跟自己过不去？ 没有人知道。 看来，有必要传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出庭作证。 作证还是作案 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其实也都有案在身。 众所周知，阿尔忒弥斯和阿波罗，都是宙斯跟暗夜女神勒托的孩子，而且是孪生。这倒是说得过去。万神之王要给暗夜以光明，当然要一次性地生出月亮和太阳。阿尔忒弥斯作为月亮女神也没问题，她出生时眉心便嵌着耀眼的月亮，左手拿箭右手拿弓，全身闪耀着圣洁的光芒。 阿波罗的太阳神身份，却大为可疑。因为真正的太阳神是赫利俄斯，阿波罗只是光明之神。但，既然不是太阳神，为什么眉心会嵌着耀眼的太阳？ 也许，他至少是半个太阳神。 或者说，有人希望他是。 事实上，阿波罗必须成为太阳神，才能与阿尔忒弥斯成双成对。然而他俩究竟是兄妹，还是姐弟，希腊人自己也众说纷纭。一种版本说，阿尔忒弥斯出生后，便充当了母亲的助产士，所以她又是接生女神。另一种版本则说，阿尔忒弥斯那修长曼妙的躯体，其实是阿波罗出生后，用自己的手牵出来的。 额头闪光的太阳哥哥喷薄而出，坚强有力的手牵出体态玲珑的月亮妹妹，画面感确实很好。 但，这是作证，还是作案？ 作案。 因为太阳绝不会升起在月亮之前。 在远古文化系统中，太阳和月亮是两种符号，也是两个时代的象征。月亮代表的是女人，是雌性的生殖力量。对这种力量的崇拜，一定先于男性。因此，最先亮相的，也一定是女性的文化代码：鱼、蛙、月亮，还有大地。[21]有了象征母亲和母性的大地，才会轮到种子和种子的携带者，即男性或男人，以及他们的文化符号，包括下一章要讲到的鸟、蛇、太阳。 所以，作为月亮女神和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一定在前；作为光明之神和文艺之神，以及“准太阳神”或“伪太阳神”，阿波罗一定在后。也就是说，当阿尔忒弥斯驾着月之车飞过天际穿行丛林时，眉心嵌着太阳的阿波罗，应该还在娘胎之中。古希腊神话能留下两个版本，就说明真相并没有完全被遮蔽。 同样，手捧月亮的女娲一定在先，手捧太阳的伏羲一定在后，羲和与常羲则更在伏羲之后。女娲也不可能是伏羲的妹妹，更不可能是蛇，只可能是蛙。 蛙变成蛇，显然是有人做了手脚。 侦破此案并不难。找到相关利益人，就能发现犯罪嫌疑人；看谁能够从中渔利，就能知道犯罪动机。女娲变成蛇，对谁最有好处？伏羲，或伏羲的粉丝和接班人。道理也很简单：如果伏羲和女娲都是蛇，谁先谁后就说不清，后来者也就可以居上。比方说，把伏羲说成女娲她哥。 伏羲在前，女娲在后，又有什么意义？证明男尊女卑天经地义。因此，女娲的手术非动不可。犯罪嫌疑人，则八成是鼓吹男权社会纲常伦理的那些家伙。只不过，他们做贼心虚，手忙脚乱，还是留下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女娲手中是月亮，伏羲手中是太阳。而且女娲的月亮里，还明明白白有一只蟾蜍。 ◎汉石画像女蜗伏義图，出自《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第四十四图。 这可是铁证如山！ 但能够给女娲做整容手术，则说明世道变了。怎么变？氏族社会从母系变成了父系。父系社会是男人的江湖，他们当然有能力也有权力篡改历史。于是一切都颠倒过来，女娲和伏羲变成了兄妹，嫦娥和后羿变成了夫妻，后出生的阿波罗也变成了阿尔忒弥斯的哥哥。 这种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错乱，恐怕没人能够纠正。 嫦娥的私奔 女娲被人暗算后，嫦娥便私奔了。[22] 第16节 这是“一个人的私奔”。没人怂恿，没人策划，没人带领，没人追随，没有约会也没人等她，但义无反顾，头也不回。 咦？这明明是叛逃嘛，怎么是私奔呢？ 因为嫦娥其实是逃避，逃避一个她无法适应又无法反抗的环境——男权社会。她的逃避也纯粹是个人和私下的，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也不会有连锁反应。如此自我放逐，恐怕连“不合作主义”都谈不上。 嫦娥，是“惹不起躲得起”。 这当然不好意思叫叛逃，只能叫私奔。 但，新生的、血气方刚蒸蒸日上的父系社会和时代，真的必须逃避吗？ 也许。 表面上看，从母系到父系，只是改变了血统的计算方式。但其实，二者之间的区别是本质性的。母系氏族是“非权力社会”。在那里，只有管理，没有统治；只有心意，没有权力。女性首领和她的助理们，面对的是真正的子民，给予的是真正的关爱。她们甚至用不着刻意提倡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那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这就不能叫“女权社会”，只能叫“母爱社会”。 那是我们民族的春天，也是世界各民族的花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性关系自由，选择权则主要在女性。她甚至可以同时拥有多个男友，只要她愿意。 唯一的“霸道”，是对性伙伴的择优录取。但这是为了种族的延续，也不会对落选者冷嘲热讽、赶尽杀绝。何况选择是双向和自由的，没有强奸，也没有卖淫；没有感情纠葛，也没有财产纠纷。[23] 父系氏族，却不是这样。 毫无疑问，父系氏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权力社会”。也许，它只能叫“半权力社会”或“前权力社会”。但不管怎么说，自从母系变成父系，权力就被发明了出来，并成为男人手里可以生杀予夺的指挥刀。 实际上，如果没有权力问题，氏族的变革就没有必要；而权力一旦诞生，也就没有刹车的可能。结果，也许几百年，也许上千年，一切都今非昔比。管理变成统治，拥有变成占有，安排变成指使，安顿变成奴役，监狱、军队、政府和国家被相继发明了出来。母爱社会顺水推舟地变成了男权社会，而且延续至今。 女娲的时代终结，嫦娥的好日子也过完了。 也许就在这个时候，或者更晚一些，嫦娥悄然来到女娲造人的地方。她看到了什么呢？她会看见天边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同流动的金球，正在冉冉升起。另一边，生铁般又白又冷的月亮，正在悄然落下。 生铁般又白又冷，正是月亮女神形象和性格的写照。 是的，阿尔忒弥斯身材曼妙，两腿修长，腰肢纤细，皮肤白皙，通身闪耀着光芒。她睫毛浓密，目光澄澈而又灵动；红唇小巧，嘴角挂着一丝庄重和威严。这是一种高贵的冷漠，圣洁的美丽，不容侵犯，不容亵渎。 然而那生铁般又白又冷的骄傲，却与内心的柔软包容共存。作为处女的保护神，也作为独立自由的象征，阿尔忒弥斯拒绝了众多的求婚者，却庇护那些不受爱神摆布的青年男女。 也许，蔑视权威，反抗世俗，保护弱者，这就是月亮的性格？难怪嫦娥要奔向月亮，也只能奔向月亮了。 再见了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女儿吧！ * * * [9] 史前人类钟情母亲形象，见雷·肯拜尔等《世界雕塑史》。 [10] 摩尔达维亚在东欧，位于喀尔巴阡山和普鲁特河之间，包括今罗马尼亚东北部、摩尔多瓦、乌克兰的局部地区。关于“白夫人”塑像的情况，见戴维·李明《欧洲神话的世界》。 [11] 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本能，见卡西尔《人论》。意识到死亡是人类进化的最早成果，见卡尔·萨根《伊甸园的飞龙》。 [12] 对原始人类的死亡情况，已无法统计和描述。就连许多有着高169度文明的古老民族，比如玛雅人，比如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都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那些手无寸铁的原始民族，恐怕更加朝不保夕。 [13] 人类最早的神是女神，为考古学家和神话学家们所熟知。直到希腊时代，女神仍有重要地位。古希腊神话中，有大量女神，如天后赫拉、冥后珀尔塞福涅、灶神赫斯提娅、大地女神盖娅、爱斯与美神阿芙洛狄忒、智慧女神雅典娜、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青春女神赫柏、胜利女神尼姬、正义女神忒弥斯、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丰产女神德墨忒尔、海洋女神欧律诺墨等。但在我们民族，主神中的女神只剩下女娲，其余为次神，甚至妖。 [14] 米诺斯文明，也译作弥诺斯文明，是爱琴海地区的古代文明，出现于古希腊迈锡尼文明之前的青铜时代，约存在于公元前3000年至前1450年。该文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克里特岛，突出特点是崇拜女神而非男神。关于那位把蛇高高举起的女神，见戴维李明《欧洲神话的世界》。 [15] 关于彩陶纹饰中的鱼和蛙，见郑为《中国彩陶艺术》。 [16] 鱼是女阴的象征，蛙是子宫的象征。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还有花，均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实际上，花就是植物的生殖器，果则是植物的后来人。所以“姑娘好像花一样”：含苞欲放是新婚之夜，豆蔻年华是待嫁之时，大多数动物的发情期则在春暖花开时。 [17] 太阳神和月亮神的性别，世界各民族并不完全一样，这里暂不讨论。 [18] 伏羲捧日、女娲捧月的画像，见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第四十四图。 伏羲，又叫伏戏、庖牺、宓羲、虑羲。被明确看作神农之前的圣王，始于《战国策》。他可能是雷神之子，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又，《文选·洛神赋》注称洛神宓妃即伏羲之女。 [19] 羲和，见《山海经·大荒南经》；常羲，见《山海经·大荒西经》。 [20] 帝俊就是帝喾，甚至是舜，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21] 大地在中西方都是女性的，比如希腊的盖娅和中国的坤卦。 [22] 赵国华先生《生殖崇拜文化论》认为，蟾字转音，就是嫦，即“嫦娥”。蜍字转音，就是兔，即“玉兔”。但嫦娥本名娥。因为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才改为嫦娥。赵说似可商榷。 [23] 男女杂游，不媒不聘，见《列子·汤问》；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见《白虎通·号篇》。 爹若有奶，爹便是娘。 男人一旦掌权，潜伏的蛇就会变成飞天的龙。 第三章 伏羲设局 第17节 日出时分 暮春之后是初夏。太阳升起前，有雾。 迷雾笼罩着史前文化，遮掩了阴谋与阳谋、真情与真相。我们曾经纳闷，后羿射日之后，嫦娥为什么要奔月。那里面，并没有她的情郎。我们也不知道，阿波罗为什么要设下陷阱，让阿尔忒弥斯射杀了自己的恋人奥利温。奥利温，并不是他的情敌。但我们知道，阿波罗和伏羲都与太阳有关，也都是蛇。是蛇的还有印度的韦须奴。就连佛陀，也曾表现为蛇。 为什么是蛇呢？蛇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也许有人会喜欢蛇，觉得它神秘、冷峻、有头脑，类神。也有人讨厌蛇，觉得它丑陋、阴险、冷血、变态。更重要的是，蛇和蛙是死对头。蛇，是长虫。青蛙吃虫，蛇又吃蛙。蛇与蛙，如何相容，岂能相容？ 因此，女娲让蛇出场，后来还变身为蛇，必有原因。 原因复杂而多项。一个最直截了当的动因，是男人要搞“文化革命”。也许，这场革命是非暴力和渐进的；也许，革命的意识模糊而朦胧；也许，这事其实酝酿了很久很久；也许，它的背后有着经济的推动和考量。但不管怎么说，氏族的男人和女人终于都认为，仅有女性生殖崇拜远远不够，还必须承认男性在生命创造中的作用，并用一种合乎逻辑和法理的形式予以肯定。 男性生殖崇拜开始了。 这就需要象征物，而蛇是合适的。事实上，蛇与阴茎有太多的相似，比如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比如平时绵软，用时坚挺。当然，还有那毋庸置疑的攻击性。因此，哪怕蛙不喜欢蛇，也只好不拘一格。 其实在蛇之前，男性的象征便已出现，这就是鸟。[24]鸟的崇拜要早于蛇，待遇也比蛇高。直到现在，它也仍是男性生殖器的代名词。这种指代甚至是一种“国际惯例”，比如英国人就把男人那玩意称为小公鸡（cock）。 鸟和蛇，是男性生殖崇拜的文化符号和代码。 当然，还有太阳。 太阳也是非有不可的。而且，正如月亮里面有一只神蛙名叫蟾蜍，太阳当中也得有一只神鸟。它的名字，就叫金乌。蟾蜍就是象征女性的蛙，金乌就是象征男性的鸟。只不过，金乌有三条腿，有的身上还背负着太阳。[25]有了这只“三足神鸟”，男人的太阳就不但能够冉冉升起，还能飞向不知终点的远方。 月亮有神蛙，太阳有神鸟，也没什么不好。 女娲她们当年，大约就是这样想的。代表女性的鱼女和蛙女，甚至有可能欢迎代表男性的鸟人和蛇人登堂入室，与她们共谋发展，同享太平。可惜谁都没有想到，是鸟就会叫就会飞，就可能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她们更没有想到，鸟的背后还藏着一条蛇。蛇是一定要吃青蛙的，下手只是迟早的事。只要太阳的光芒盖过月亮，蛇就一定会把母爱社会变成男权社会，而且永不交权。 这可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父系氏族的日出时分到了。在血红的云彩里，在荒古的熔岩中，一轮红日如同流动的金球，喷薄而出。它的下面，是一只金色的神鸟，张开巨大的翅膀，雄姿英发，傲然飞翔。另一边，悄然落下的月亮生铁般又白又冷，说不清是在默默祝福，还是黯然神伤。 现在已经很难确定，这只负日远行的三足神鸟究竟从哪里起飞。海上？山中？桑林？也许都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当它背负青天往下看时，应该看到一个人首蛇身的小伙子，正英俊亮相，从后台走向前台。 他的名字，就叫伏羲。 天下第一厨 伏羲身上，有股子烤羊肉味儿。 当然，这里说的伏羲跟女娲一样，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代表的，就是父系氏族社会。这个社会的历史，少说也有上千年。但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也不管当中出了多少代表，我们都通通称之为伏羲。而且照理说，他们也都该是蛇神。 但是奇怪，伏羲出生那天，我们只看到太阳很好，完全看不见蛇的影子。 是的，一点都没有。 跟女娲的娲一样，伏羲的羲，差不多也是一个特别创造出来的字。除了用于伏羲，以及其他一些神话人物，比如羲和、羲仲、羲均，另一个意思就是“气之吹嘘”，也就是气息舒展而出的状态。 什么气？ 羊肉味呗！ 羲，无疑与羊有关。金文的羲，就是上面一个“羊”，中间一个“我”，下面一个“兮”；或者上面一个“義”，下面一个“兮”。这个字加上牛，就是犧，牺牲的牺。这里面有牛有羊，偏偏没有蛇。你总不能说那个“兮”字，就是“蛇溜走了”吧？ 女娲是女蛙，伏羲却不是伏蛇，岂非咄咄怪事？ 然而伏羲又确实是蛇，也必须是蛇。女娲就是因为伏羲，才由蛙变蛇的。如果伏羲不是蛇，女娲的整容岂不冤枉？如果说伏羲也曾变身，那又是谁给他动了手术？扑朔迷离的远古文化，难道案中有案？ 其实，羲，原本与羊无关。甲骨文的羲，是上面一个“我”，下面一个“兮”。 兮是语气词，上古读音接近于“喝”，中古读音接近于“嘿”，意思相当于“啊”。我，也不是“自己”，是“兵器”，意思是“杀”。 所以，甲骨文的羲，就是“杀啊”。 杀谁？ 谁杀？ 谋杀案吗？ 当然不是。 但要侦破此案，也只能倒推。从哪儿推？犧（牺）。因为伏羲又叫庖牺（庖犧）。庖牺的犧，就是牺牲的犧；牺牲的犧，则原本是伏羲的羲，就像蛇字原本是“它”。这在文字学上就叫“本字”，也就是“原版”。 犧的原版是“羲”，蛇的原版是“它”。后来，“它”加上虫就成了蛇，“羲” 加上牛就成了犧。为什么要加偏旁？为了强调。比方说，强调蛇是爬虫。同样，正因为羲是牺牲，所以要加牛。要知道，牺和牲，都是牛字旁。 这当然很牛。 第18节 伏羲，就是很牛的庖牺。庖即庖厨，牺即牺牲。 献祭用的动物，包括马、牛、羊、猪、狗、鸡。其中色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最重要的牺牲，是牛和羊。祭祀的仪式，有牛就叫太牢，没有牛只有羊就叫少牢。少牢比太牢用得多，因为羊比牛便宜。但再省钱，也得有羊。 所以，尽管甲骨文的羲没有羊，金文就得加上。再后来，还得加牛。上面加只羊，旁边加头牛，伏羲或庖牺，才算验明正身。 哈哈，原来伏羲这蛇头，是个做饭的。 但伏羲或庖牺，却堪称“天下第一厨”，因为是做饭给神吃。请神吃饭，这在古代可是头等大事。《左传》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就是战争，祀就是祭祀。[26]战争要杀人，祭祀要杀羊。羲，岂能不是“杀啊”！ 所以即便在女娲的时代，伏羲的地位也不低。事实上，如果说女娲的伟大发明是生殖崇拜，那么，伏羲的卓越贡献就是请神吃饭。他身上有羊肉味儿，后来起了王莽的心思，都不奇怪。 奇怪的是，我们的先民为什么要请神吃饭？难道他们牛羊成群瓜果满园五谷丰登，吃不完用不完，要大摆宴席？ 当然不是。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请神吃饭其实是个局。 做局也是逼上梁山。正如生殖崇拜是因为死人太多，吓着了；请神吃饭则因为饥肠辘辘，饿坏了。那时生产力实在低下，先民们吃了上顿没下顿，更难有储备可言。一旦长时间断粮断炊，族群面临的便是灭顶之灾。 饥饿，是死亡女神的嫣然一笑。 这就必须想办法，最实在的办法则是发展生产力。于是各种生产工具被相继发明了出来，包括作为猎具和渔具的罔罟（读如网古），作为农具的耜耒（读如四垒）。这些理应获得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发明和创造，后来被归功于伏羲和神农。这当然实至名归也受之无愧。因此，这时的伏羲，是制造猎具、渔具和农具的工匠，以及使用这些工具的猎手、渔夫和农民。[27]但，这跟蛇有什么关系，跟羊又有什么关系？ 羊是在狩猎过程中自投罗网的。原始猎人最喜欢羊，因为野猪野牛不易捕杀，兔子田鼠跑得太快，鱼虾贝蟹又解不了馋。只有羊，体大肉多，成群结队，反抗力弱，智商还低。这就不但可以打主意，还能智取。比方说，伪装成羊混入羊群，然后把它们带进包围圈。羊傻呀，又喜欢随大流，哪有不上当的？ 没错，这就是最早的“佯装”，装羊的伏羲就是最早的“羊人”。这也是最早的“局”，只不过它鲜为人知。后面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吃不完的羊被圈养起来，猎人伏羲也变成了牧人伏羲。这时，他当然还是羊人。 尝到甜头的伏羲得寸进尺。他决定设一个更大的局，忽悠一把天神地祇。 这就是请神吃饭——饭局。 饭局和狩猎，其实一回事，都是为了吃。没得吃，不够吃，便要么去抢，这就是战争，也就是甲骨文的羲；要么去讨，这就是祭祀，也就是金文的羲。它的意义，一点都不亚于生殖崇拜。生殖崇拜祈求的，是种族的延续；请神吃饭面对的，是族类的生存。前者希望多子多孙，后者希望丰衣足食；前者考虑千秋万代，后者考虑当下眼前。你说哪个重要？ 都重要。但现在就有吃的，更迫切。 请神吃饭，不能不办。那些山神、河神、林妖树怪、土地公公，管着山间的兽、林中的鸟、水里的鱼、地上的庄稼，自己又吃用不完，完全可以分一点给我们。只不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你得把神伺候好了。要知道，就连范增要杀刘邦，也得先摆鸿门宴。 显然，这只能是伏羲的事。也只有发明了猎具、猎获了羊群的他，才有资格充当请神吃饭的厨师长和主持人。也因此，在祭祀仪式上，他依然得头戴羊角身披羊皮扮作羊人。只不过，这时的他不再是猎手，而是祭司。同时，他也不再是甲骨文的羲，而是金文的羲。金文的羲，上面是義。義是仪（儀）的本字，即威仪或礼仪。而且，正因为儀的本字是義，犧的原版才是羲。 （两种字形，都一目了然，就是兵器（我）加上羊。意思要么是杀羊，要么是杀羊的人。为什么要杀羊呢？请神吃饭。） 伏羲的秘密，昭然若揭。 与此同时，他的地位也节节高升。 众所周知，在没有政权、法律、国家和公民概念的原始时代，族群都是自然形成的。纽带则与其说是血缘，不如说是共食。母子，是吃与被吃的关系；兄弟，是同一个娘养大的人。实际上，原始人类聚族而居，无非是要解决吃饭问题。因此，爹若有奶，爹就是娘；谁给吃的，谁就是老大。 掌勺的必定变成掌权的。后起之秀伏羲，要向女娲讨个说法。 披着羊皮的蛇 说法很快就有了，那就是承认男人在生育中的作用，并为之设立祭坛。 祭坛在红山文化遗址已经发现，只不过女的圆，男的方。这倒是符合我们的主观感受：男人有棱有角，女人珠圆玉润。难怪女娲手上拿的是规，伏羲拿的是矩，女圆男方嘛！ 但，天圆地方，又怎么讲？ 天，不是男性；地，不是女性吗？ 对不起，这是后来的事。在远古，在女娲的时代，女人才是天，男人则是地。只不过，自从男人有了方方正正的祭坛，也就好歹有了一席地位，可以跟圆圆满满的女人分庭抗礼。 于是伏羲摇身一变而为蛇神。 伏羲怎么会是蛇呢？伏与狗有关，[28]羲与羊有关，牺与牛有关，哪有蛇？兵器倒是有的。伏羲又叫伏戏。戏，还有羲字中的“我”，都是兵器。难道那蛇，其实不过是祭坛上器皿中兵器的倒影？ 当然不是。 伏羲变成蛇，不是“杯弓蛇影”，而是“文化革命”。也就是说，越来越牛的男人，要求在饮食和男女两方面，都能体现其重要性。 这就必须引蛇出洞。 为什么必须是蛇呢？因为只有蛇，才是男性最强有力的象征。鸟，就温柔了点。所以，从氏族到部落，再到国家，蛇的作用都将一以贯之。在氏族时代，它是生殖崇拜的符号；到部落时代，它将成为图腾；到国家时代，它还将成为祖宗。只不过，狡猾的蛇多半会处于潜伏状态，该出洞时才露出真容。 妙哉伏羲！他还真是伏蛇，只不过披着羊皮。 潜伏的蛇神现在是羊人。他是羲，是義，也是美。美，上面是羊，下面是大。这个大，其实是人，大人。人，如果是大人物，就写成正面而立的“大”，比如美好的美；如果是普通人，就写成侧身而立的“亻”，比如佯装的佯。可见，从佯到羲，到義，到美，伏羲这小伙子拾级而上，每一步都离不开羊。 善哉羊也！ 是的，羊是善，也是祥。因为羊肉可食，羊皮可衣，羊粪可以肥田，羊角可以做武器或乐器。这样的衣食父母，岂非功德无量？这样的大慈大悲，难道还不吉祥？头戴羊角的羊人伏羲，难道不美？这样一位远古时代的大帅哥，难道不该成为领袖？ 当然应该！ 第19节 实际上，吉祥二字，古文字就写作“吉羊”。羊就是祥，就是冠羊之人。那么，什么东西“吉”？红莲之珠。红莲就是女阴，红莲之珠则可能是印度人的摩尼宝珠，中国人的火齐珠，即阴蒂。蒂，就是帝，古文字写成▼或▽。它可能是整朵花，也可能是花蕊或花蕾。因此，神秘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翻译为六字汉语，就是“神，红莲之珠，吉”。[29] 噫！红莲之珠吉，冠羊之人祥。 吉祥二字，伏羲占了多半。 ◎六字真言艺术形象，它原本是日本奈良金刚山寺“宝珠舍利塔”的上部，王镛绘，转引自赵国华《生殖文化崇拜论》第155页。 这个形象，最下面是灿烂绽放的莲花，内含丰硕多籽的莲蓬，上为光焰四射的宝珠。宝珠之内，又有莲花、莲蓬、宝珠，表示天地万物的生生不已，生命创造的永无止境。 三分天下有其二，父系当然要取代母系。 但这一切，都是悄然发生的。 在母系社会后期，当篝火燃起夜幕降临时，登上祭坛的仍是女娲或蛙女。那模样和场面，我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蛙人图上已经见过：掌握了“生与死”这“一号机密”的蛙女神，占据绝大部分画面，表示她是当然的领袖。她头上的装饰物，是鱼和鸟，分别代表女性和男性生殖崇拜，也表示鱼人和鸟人是她的辅佐。四周，则是代表女性的花和代表子孙的星星点点。 至于男性的蛇人和羊人，则多半只能在台下打理那些陶罐、陶壶、陶盘、陶钵、陶杯、陶碗。他们当然想不到，自己跟前的陶鼎，将来会变成青铜的，并成为国家和政权的象征。他们更不会想到，为了问鼎中原，兄弟姐妹们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做爱，以神的名义 祭祀的高潮和余兴，是篝火晚会。 这很有必要，甚至不可或缺。事实上，原始时代的祭祀礼仪，并非规行矩步，庄严肃穆，而是载歌载舞，天恩共沐。 歌舞，也是献给神灵的礼物。 礼物无疑是丰盛的。 首先是“牺牲”（肉类）和“粢盛”（粮食）。它们盛放在“豆”里。豆，是古代餐具，类似于高足盘，有的还有盖。里面装的，是猪头三牲、红焖羊肉和扬州炒饭。这是当时的“满汉全席”。 其次是“玉帛”，也就是玉器和束帛。这是“红包”，放在器皿中。牺牲、粢盛、玉器、束帛，合起来就叫“牺牲玉帛”。盛放玉帛的器皿，和盛放牺牲的餐具（豆），叠加起来就是“豊”，也就是“礼”。[30] 当然，粮食和肉类，神吃不掉；东西，也拿不走。玉帛之类，大约会重复使用。牺牲，则在仪式后由族民分食，叫胙肉（胙读如做）。分食也不完全是怕浪费，还因为肉上已经有了神的祝福。分而食之，正是为了共享太平。 牺牲和粢盛是吃的，玉帛是用的，歌舞则是看的和玩的。这同样是人神共享。没人知道，神灵们是否会坚持看完这台晚会。也许，享用了盛宴，拿走了红包，又观赏了部分节目，他们已心满意足，要回天廷或山林打盹。但，分食了胙肉的族民却意犹未尽，兴致正浓。毕竟，请神吃饭的事，不可能天天都有。既然这日子相当于逢年过节，那又何不把它变成嘉年华？ 篝火晚会，弄不好就通宵达旦。 那是一种怎样的歌舞啊！在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陶盆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五人一组，手拉着手，头向一边侧，身向一边扭。他们的头上，飘着一根东西，疑为发辫；两腿之间，则翘着一根东西，疑为饰物。 ◎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舞蹈陶盆。 嘻！这是土家族的摆手舞吗？这是纳西族的篝火舞吗？这是藏族的打阿嘎吗？这是维吾尔族的麦西来甫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也许，它就是“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葛天氏之乐”。[31] 这样的原始歌舞，一定虔诚而又蛮野，热烈而又谨严。那是先民们在庄严仪式上生命活力的体现。据说，乐器是女娲和伏羲的发明。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描述：如醉如狂，神采飞扬，伏羲琴瑟，女娲笙簧。 值得关注的，是两腿之间那疑为饰物的东西。 没错，它应该就是腰饰。但原始人的所谓腰饰，从来就是可疑的。它们往往是一些树上扯下的叶子，地上捡来的羽毛，或者松鼠和野狗的尾巴，遮蔽性极差，装饰性极强。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这些腰饰还是舞会上专用的。[32] 这可真是欲盖弥彰。 不难想象，月色朦胧，火光飘逸，疯狂摇摆飞速旋转的裸体上，唯独某一部分有着闪烁不定的珠光，摇曳生姿的流苏，会给春情勃发的青年男女以怎样的刺激。 因此晚会的尾声，恐怕不是齐唱“难忘今宵”，而是三三两两地到密林深处去做爱。个别性急的，也许还等不到那一刻。 做爱，以神的名义。 做爱，在神的面前。 这就是远古的礼乐。它是神的盛宴，也是爱的盛宴。 用不着大惊小怪。在原始时代，饮食和男女，原本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同一个目标的两手。这个目标和这件事情，就是生存和发展。神，当然是赞同的。 这，才是祭祀仪式和篝火晚会的主旋律。 凌晨五点 篝火晚会上风头最健的，无疑是羊人伏羲。 这并不奇怪。原始舞会上的高手，从来就是男人。因为即便在父系氏族社会早期，择偶权也仍在女人那里。再牛的男人都不能硬来，只能用自己出色的表现博取芳心。引吭高歌，翩翩起舞，无疑是有效方式之一。 因此孙家寨出土的陶盆上，舞蹈者便都是男人。那高高翘起的所谓饰物，则其实是阳具。当然，不会是真家伙，只能是替代品。 ◎孙家寨出土舞蹈人形放大图。 孙家寨出土的这只陶盆，在考古学上属于马家窑类型。同类型的彩陶纹饰，最突出的就是大量的蛙纹和蝌蚪纹。可见这舞蹈是女娲时代的。那些手拉手的舞蹈者，则应该是孔雀开屏般炫技求爱的鸟人和蛇人。他们表演的节目，不是“百鸟朝凤”，便是“金蛇狂舞”。 第20节 伏羲时代的羊人，就酷得多。 首先他是“腕”。氏族的重大决策，已归他说了算。其次他是“款”。氏族的财政预算，也归他说了算。第三他是“爹”。氏族的新成员姓甚名谁，同样归他说了算。这也正是母系变成父系的三大表现。 此时的男人正天天向上，他们的求爱也信心满满。 当然，羊人也有好几种。如果他是“佯”，那就是猎手，会得到姑娘的爱慕；如果他是“義”，那就是祭司，会得到姑娘的敬仰；如果他是“美”，那就是大人，会得到姑娘的崇拜。 （美，自许慎起，历来解释为“羊大”，即“美大为羊”。后来萧兵先生指出，应为“羊人为美”。萧说是。从字形上不难看出，美，上面是“羊”，下面是正面而立的“人”，即“大人”，也就是“冠羊之人”，亦即伏羲的形象之一。） 如果他是“羲”？ 哈，那就是大众情人，不知多少淑女都会春心荡漾，愿以身相许。 为什么最具魅力的是羲呢？ 因为只有羲，才是“披着羊皮的蛇”。也只有羲，兼具热乎乎的肉香和冷冰冰的杀气。没错，義，也有羊有我（兵器）。但義变成“己之威仪”后，两方面都弱了许多，哪里比得上羲，刚柔相济，意味深长，前途无量。 请看历史。 前面说过，夏娃的革命成果是裸体直立，女娲的文化建树是生殖崇拜。生殖崇拜不能叫“性崇拜”，因为目的是生儿育女，不是男欢女爱。但这绝不意味着又退回到夏娃之前。相反，生殖崇拜是把人类独有的性，从纯自然的生活变成了可控制的文化。唯其如此，伏羲才能接过女娲的旗帜，并打上自己的烙印。 伏羲的烙印就是男人掌权。 男人一旦掌权，生殖崇拜就会变成图腾崇拜，母爱社会就会变成男权社会，潜伏的蛇也就会变成飞天的龙。 这就是部落时代的前夜。在此前漫长的岁月里，它有着神话传说中的“三个代表”——夏娃代表原始群，意义是“从猿到人”，形象表现为裸猿；女娲代表母系氏族，意义是“从自然到文化”，形象表现为鱼、蛙、月亮；伏羲代表父系氏族，意义是“从母爱到男权”，形象表现为鸟、蛇、太阳。 代表人物 代表意义 形象表现 原始群 夏娃 从猿到人 裸猿 母系氏族 女娲 从自然到文化 鱼、蛙、月亮 父系氏族 伏羲 从母爱到男权 鸟、蛇、太阳 部落时代之前的三个代表 完成这三大转变后，伏羲也将功成身退。此后，氏族社会结束部落时代开始。 现在是凌晨五点，让我们告别今宵。 野蛮时代初级阶段的后半段，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华民族的伟大先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表现出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也是一个春天的故事，女人含苞待放，男人旭日东升。他们创造了多种文化和文化模式：工具、巫术、生殖崇拜、祭祀礼仪、原始歌舞和人体装饰。而且按照传统说法，在伏羲的时代还创造了最早的文化符号八卦，产生了最早的哲学概念阴阳。 这就实在太牛了！ 因此，尽管这时伏羲还是羊，但总有一天会变成牛。 事实上，他也就这样变了。 变成牛的伏羲，就是炎帝。 * * * [24] 蛇和鸟，都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鸟成为象征物，是因为有蛋（卵）。原始人看见雏鸟从鸟蛋中孵出，婴儿从胞衣中产出，便觉得人类自己，没准也是卵生。何况做爱的时候，男人的睾丸会收紧，提上去。这就难免让人误以为，新生命就是睾丸里的蛋进入了女人的子宫。于是得出结论：谁的蛋多，谁就最有生殖力。何况鸟的头颈，一会儿伸出来，一会儿缩进去，一会儿昂起来，一会儿垂下去，也很像阴茎。这又是一整套系统。 [25] 金乌三条腿，是因为两腿当中，还有一根阴茎。 [26] 实际上，祭的字形就是“以手持肉”（许慎《说文解字》），当然是请神吃饭。 [27] 在原始时代，发展生产力只能主要靠男人。依照《易系辞下》的说法，其中的杰出人物或氏族代表，前有“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的伏羲，后有“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的神农。罔罟（读如网古）就是猎具和渔具，耜耒（读如四垒）则是农具。发明制造罔罟和耜耒的是工匠，以佃（读如田）是猎手，以渔是渔夫，使用耜耒则是农民。由于这时已经有了畜牧业，他们还可能是牧人。 [28] 伏，甲骨文上面是人，下面是犬。许慎《说文解字》称“从人从犬”，戴家祥称其意义乃由“伏伺”而“俯伏”而“隐伏”（《金文大字172典》上册）。 [29] 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可译为“神，红莲之珠，吉”，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蒂就是帝，古文字写成▼或▽，郭沫若认为是整朵花，见《释祖妣》。 [30] 礼起源于祭祀，已成为学界共识。礼字上半部，是一个盛放了玉的器皿，即王国维先生所谓“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观堂集林·释礼》）。郭沫若先生说得更明确，道是放了“两串玉具”（《十批判书》）。 [31] “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葛天氏之乐”，见《吕氏春秋·古乐》。 [32] 关于原始歌舞和腰饰，请参看格罗塞《艺术的起源》。 蛇第二次出场后，部落的时代开始了。 炎帝为它揭幕剪彩，牛图腾的旗帜高高飘扬。 第四章 炎帝东征 第21节 炎帝是谁 炎帝来接伏羲的班，一定走了很远的路。[33] 接班人炎帝身份不明。他就是神农吗？不知。[34]也许是，也许不是。他跟黄帝是同时代人吗？也不知。[35]有人说同时，有人说先后。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就连司马迁也拉扯不清。 他的办法，是在《五帝本纪》中带上一笔，把神农看作一个过去了的时代，把炎帝说成与黄帝同时，但不立传。实际上，是将这个问题存而不论，却把黄帝扎扎实实地算作了五帝的第一人。 这当然很严谨，但不能解决问题。炎帝可以不是五帝，也可以不是神农，却总得是个什么。这样一位重要的始祖，岂能没有说法？ 不是“五帝”，就只能是“三皇”。 三皇同样是糊涂账，因为根本就是编出来的。[36]春秋原本只有“五霸”，孟子针锋相对提出“三王”（夏禹、商汤、周文），到荀子冒出“五帝”，到吕不韦冒出“三皇”。三皇、五帝、三王、五霸，如此“三五成群”，整齐划一，本身就很可疑。先有三王，才冒出五帝；先有五帝，才冒出三皇。越是远古的人物，出现反倒越晚，这又可疑。 更何况，《荀子》只有空洞的五帝，《吕览》只有空洞的三皇。《庄子》的三皇五帝不但空洞，就连提到这茬的篇章，都不知是何人所写。三皇也好，五帝也罢，到底是谁，其实没人知道。荀子他们留下的，是一道填空题。 还是毛泽东说得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37] 胡编乱造的结果，是三皇的说法不下六种。[38]其中最靠谱的，是伏羲、女娲、神农。但女娲不可能在伏羲之后，神农倒无妨与炎帝认同。如果承认炎帝“以火德代伏羲治天下”，那么伏羲之后，黄帝之前，就该是炎帝。 其实只要不认死理，问题便好解决。比方说，把女娲、伏羲、炎帝或神农，看作五帝之前的“三个代表”，叫不叫“三皇”则无所谓。如此，则夏以前的历史便可以这样表述：女娲代表母系氏族，伏羲代表父系氏族，炎帝代表早期部落，黄帝代表晚期部落，尧舜代表部落联盟。 这就清清楚楚。就连天皇、地皇、人皇的说法，也可以重新解释：女娲天皇，伏羲地皇，炎帝人皇；女娲天圆，伏羲地方，炎帝外圆内方。当然，作为神话传说人物，他们也都半人半兽，比如女娲是蛙，伏羲是蛇。 那么炎帝是什么？ 牛。[39] 炎帝是牛，伏羲是蛇，这可真是“牛鬼蛇神”。 真是“牛鬼蛇神”倒也好，麻烦在于炎帝是牛又是羊，因为姓姜。姓姜当然也未必就是羊。《国语·晋语》就说，这是因为炎帝住在姜水。正如黄帝姓姬，是因为住在姬水。姬水，即今陕西省武功县漆水河；姜水，即今陕西省宝鸡市清姜河。如此说来，炎帝和黄帝都是陕西人，还真可能是兄弟。[40] 可惜这种言之凿凿的结论，反倒可疑。何况《国语》的可信程度，原本相当于《三国演义》，只能当评书听。[41]靠得住的说法，是姜姓乃西戎羌族的一支，后来因游牧而进入中原。[42]羌，西戎牧羊人也，当然是羊人。[43] 羌族是羊人，伏羲也是羊人。羊人接羊人，靠谱。 但，如果炎帝是羊人，怎么会牛头人身？而且伏羲是羊也是蛇，为什么由牛来接班？何况炎帝是西方戎族，伏羲则也许是东方夷族，也许是南方蛮族。[44]炎帝接了伏羲的棒棒，岂非“东拉西扯”，或“南腔北调”？ 这又是一笔糊涂账。 好在有人愿意出庭作证并解释这一切。 他，就是古希腊的酒神狄俄尼索斯。 证人狄俄尼索斯 狄俄尼索斯有三个形象：葡萄树、山羊和公牛。[45] 酒神是葡萄树并不奇怪，是山羊和公牛则意味深长。在中西文化中，羊和牛都被看作生殖能力极强的动物。牛鞭和中草药淫羊藿，就是中国古代的伟哥。古希腊那个长着山羊角、羊尾巴和两条羊腿的牧神和山林之神潘（pan），更是性欲旺盛。难怪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牺牲是羊和牛。用牛羊献祭，既保证了饮食，又保证了生殖，可谓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狄俄尼索斯的公牛形象，恐怕就有这个意思。为他举行的酒神祭要由羊人和马人组成歌队来伴唱，也没准有这意思。在古希腊的绘画中，那些家伙的阴茎都雄壮勃起，便足以说明问题。 总之，牛和羊，还有马，也都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 但，这跟蛇又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因为酒神是宙斯变成蛇，跟珀耳塞福涅偷情做爱生下的。这其实是众神之王要把自己的生殖力分出来，单独成为一个神。因此，狄爷的神像是用象征性爱的无花果木雕刻的。也因此，小狄一生下来，就头上长角。 角在古希腊，也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所以，狄俄尼索斯不可避免地要变成山羊和公牛。变成山羊，据说是他父亲宙斯所为，目的是躲避赫拉的盛怒。表面上看，赫拉盛怒是因为宙斯不但偷情，还弄出一个“野种”来。实际上，她要捍卫的是权力。也就是说，即便在古希腊，生殖崇拜起先也是女性的专利。现在冒出个抢班夺权的，天后岂能不怒火中烧？争风吃醋倒在其次。 不过，生殖崇拜既然必定要从女性扩展到男性，那么，负责生殖和性爱的男神就一定会诞生，而且谁都挡不住。结果是，狄俄尼索斯不但变成了山羊，还变成了公牛。他的形象是人，但身披牛皮，牛头牛角，牛蹄垂在背后，跟我们的炎帝简直如出一辙。 宙斯变成蛇，生下山羊或公牛狄俄尼索斯，可见蛇可以变成羊，羊可以变成牛。蛇神、羊人、牛鬼，就这样击鼓传花。 但这个过程，在中国要啰唆一些。 麻烦在于，蛇神、羊人、牛鬼，在我们这里不但表现为三个阶段，也表现为三个地区和三个族群：蛇神是东方夷族或南方蛮族，羊人是西方的羌族，牛鬼则是来到中原的炎帝族。炎帝虽然也是羌族的一支，却不能跟原始羌族画等号。这就正如希腊人是雅利安人的一支，希腊人却不等于雅利安人。 何况那羌族的代表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从伏羲这个蛇神，到炎帝这个牛鬼，中间必定经历了羌族的羊人。 他是一位无名英雄。 实际上，羌就是羊人，即牧羊人；姜则是羊女，即牧羊女。羌的甲骨文，就是上面两只羊角，下面一个侧身而立的人。既然不是正面而立的大人物，当然名不见经传，或只能隐姓埋名。也因此，他不是美，是羌。 姜，则是上面两只羊角，下面一个孕妇。但这也不是美，是姜。姜就是“羊女所生”。妈妈姓姜，子女也姓姜。姜，是羊妈妈的羊宝宝。 （《古文字诂林》第九册第741页注云：姜与羌通用，三姜即为三羌。） 其实就连“姓”，也是“女之所生”。所以，最古老的姓都是母姓，也都从女，比如炎帝的姜，黄帝的姬。[46]换句话说，姓，就是母系；氏，才是父系。氏族社会应该叫“姓族社会”，炎帝也该出自姜族。 那么，姜族怎么成了羌族？ 因为天地翻覆，世道变了。自从女娲由蛙变蛇，历史就被改写，甚至黑白颠倒，面目全非。 第22节 图腾柱，竖起来 前面说过，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原始群到氏族，到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国家，即由点到面，到片，到圈，到国。其中，有的是就地扩容，比如夏娃变女娲；有的是迁徙变性，比如羌族变炎帝。但只要性质变了，名称就会更改。因此，羌族和羌人，是有可能原本叫姜族或姜人的。姜和羌，也可能原本是同一个字。但为了明确母系变父系，必须用男性的羌，取代女性的姜，就像从西部迁徙到中原进入部落时代的那一支，要改名为炎帝族。 好在即便是炎帝，也仍姓姜。这倒不因为那姜水，而是因为那牧羊女。她的样子，我们在电影《少林寺》里见过，在王洛宾的歌里也听说过。 是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也在那遥远的年代。 那是一位美丽的少女，那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的伟大，就在于为了族的生存和发展，毅然交出了管理权。姜人这才变成羌族。作为羌族一支的炎帝，也才能革故鼎新，把族群的徽号从羊变成了牛。 牛与羊，还有蛇，有什么不同？ 蛇是生殖崇拜，牛是图腾崇拜，羊是过渡时期。 什么是图腾？对于原始民族来说，图腾就是他们的“国名”、“国旗”和“国徽”，是他们的“共同祖先”，也是他们的“身份认同”。比如某个族群以鹰为图腾，那么，族的成员便从小就会被告知，自己的老祖宗是一只神鹰，他们这个族叫鹰族，是那只男性神鹰的子孙后代。作为“鹰的传人”，他们的酋长必须头插鹰羽，鼻似鹰钩，族民们则要进行鹰的文身。他们的旗帜上会画着雄鹰，村口则竖起一根雕刻着鹰头的柱子，叫“图腾柱”。隔三差五，逢年过节，他们便围绕着这图腾柱，吹起鹰笛，跳起鹰舞，就像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人。[47] 难怪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会纷纷粉墨登场了。但这些原始民族的图腾并不是阎王殿里的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反倒是些正派人，比如古埃及和古希腊的狼和鹰，古罗马的马和野猫，黄帝手下的熊、罴、貔、虎，少昊手下的凤鸟、玄鸟、青鸟、丹鸟，畲族和瑶族的盘瓠。当然，还有蛇。只不过，它后来变成了龙，不再是生殖崇拜的象征物，而是一个大民族的总图腾。 问题是，有了图腾又如何呢？ 天下就由女人的，变成了男人的。因为无论世界各民族的图腾是怎样的五花八门，也无论它们是动物（比如鹦鹉）、植物（比如球茎），还是自然现象（比如电闪雷鸣），反正都是男性的，是让族群的老祖母神秘怀孕的男神。 这当然并不可能。让女人怀孕的，只会是男人。因此，弄出一个神来做图腾，其实就是要把那男人说成神，是男性生育作用的神圣化和神秘化。这样做，也显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抬高男人的地位。也就是说，过去打下手的，现在要当老板。为此，先得冒充神灵，过把神瘾。也因此，当男人坐稳了江山，可以称孤道寡唯我独尊时，所有的图腾便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消失得无影无踪。 图腾的作用，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但，自从太阳里有了金乌，祭坛上有了蛇神，男人的地位已大幅度提高，为什么还要高高地竖起图腾柱？ 也不完全是贪得无厌，得寸进尺。族群的扩大，恐怕是重要原因。纯自然形成的原始群非常弱小，因此是点。变成氏族就已壮大，因此是面。氏族壮大以后，便分门别户，裂变为多个氏族。这些藕断丝连的氏族，再加上周边相邻相近的七零八落，联合起来就是部落，也就是片。 连成一片的部落，人更多，地更广，事务更繁忙，关系更复杂。氏族成员都是血亲，部落则还要加上姻亲。七大姑八大姨，老丈人小舅子，妯娌连襟，旧友新朋拢在一起，当然需要凝聚力，需要总指挥，需要顶梁柱。非如此，不能将这些一盘散沙的大小氏族拧成一股绳，来发展生产力，对付野兽和敌人。 图腾是必需的，问题只在是什么；核心也是必需的，问题只在谁来当。 牧羊鞭与指挥刀 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必须是男人，也只能是男人。 男人是雄性的动物，也是野心的动物。男权的确立，今天看来也许不对，但在当时却势在必行。沧海横流危机四伏之时，族群需要的不是温柔敦厚，而是铁腕、铁血和铁面。 因此，新生的部落不但需要雄心勃勃的男人来当核心，还需要强壮有力的动物来做图腾。 比如牛。 生猛的牛，尤其是公牛和野牛，无疑比温顺的羊更有战斗力。事实上，炎帝族能够成为华夏民族的始祖之一，就因为他们在当时便出类拔萃，比其他部落更有进取心。唯其如此，他们才会从西部出走，就像当年猿群中走出森林的那一支。也许，羊曾做过他们的图腾。也许，留在西部的其他羌人部落，仍会以羊为图腾。但远走他乡的这些改革者，却必须更换旗号。 当然，他们不会想到，这种更换竟是划时代的。 中华民族的史前史，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氏族、部落、国家的诞生。表现为文化模式，则分别是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祖宗崇拜是图腾崇拜的顺延，我们以后再说；图腾崇拜则是生殖崇拜的革命，是此刻的事情。它很可能就发生在姜人东迁的途中。牛替代羊，则意味着革命成功。 这就不是简单的迁徙。其意义，不亚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生殖变成图腾，怎么就是革命呢？ 首先，生殖崇拜男女平等，甚至女先男后；图腾却只崇拜男性，男尊女卑。其次，生殖崇拜万物有灵。女性的鱼、蛙、月亮，男性的鸟、蛇、太阳，都是崇拜对象。图腾崇拜却是定于一尊，每个部落都只有一个图腾，而且它们迟早要归于一统，就像上下埃及兼并后的神鹰荷鲁斯。更重要的是，生殖崇拜代表氏族时代，图腾崇拜代表部落时代。氏族的首长是氏族长，部落的首长是酋长。氏族长是劳动者，手里拿的是牧羊鞭；酋长是领导者，手里拿的是指挥刀。 这，难道还不是革命？ 现在已难确知，在那革命的紧要关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更没建立档案。唯其如此，留给历史的才会是一片扑朔迷离。 比方说，蛇、羊、牛，究竟是生殖崇拜的象征，还是图腾崇拜的对象？都是，又都不是。蛇，如果后来没成为图腾，就不会变成龙。牛，如果不曾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就不会变成图腾。可见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身份，如果混为一谈，那不是历史的错。 何况线索也很清晰，那就是先有女性生殖崇拜，后有男性生殖崇拜，然后变成图腾崇拜。因此，姜人和羌族的羊，就必须一变再变。起先是牧羊女，这就是姜。然后是牧羊人，这就是羌。下一步，应该是变成牧羊犬，就像畲族和瑶族的盘瓠；或者牧羊神，就像古希腊的潘。可惜，这一环节遗失了证据。结果，便跳跃式地直接变成了牛。 作为牧羊女的子孙，羌或姜来到了历史的岔路口。他们一部分留在西部，成为羌族；另一部分则来到中原，成为炎帝族。炎帝族带来了自己的西戎文化，也融合了中原的本土文化，包括伏羲族传入中原的东夷文化或南蛮文化。 也就在那时，伏羲交出了接力棒。 部落的时代开始了。牛首人身的炎帝为它揭幕剪彩，牛图腾的旗帜高高飘扬。 弹指一挥，换了人间。 蛇的第二次出场 事情已经清楚，羊女变羌人，是革命的关键时刻。 我们不知道，在那微妙敏感的弹指之间，是女人主动让贤，还是男人强势夺权。如果是后者，那么，蛇在其中一定起了很坏的作用。 蛇是一个狡猾的家伙，它潜伏了很久。 实际上，蛇也是二次出场。第一次是在夏娃的时代，把生殖变成了性。那时它是性感而坦诚的，是背了黑锅的无名英雄。功成之后，蛇退隐，蛙上台。蛙或女娲又把性变成生殖，发明了生殖崇拜。生殖变成性，动物就变成了人。 生殖崇拜诞生，自然就变成了文化。 人类的两次前进，蛇和蛙都功不可没。 因此，按照轮流坐庄的原则，蛇当然要再次登台。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性感坦诚的蛇会变得邪恶、狡猾和贪婪。它这个台，居然一坐就是几千年。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它这回的目的不是让女人快活，而是要自己快活，并且刚一上台就恩将仇报，翻脸不认人。它不但独霸了历史舞台，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私下里把女娲变成了蛇。 第23节 这堪称用心险恶。 然而冒充医生的蛇，做完手术后就擦掉了所有的指纹，销毁作案工具，迅速撤离现场。自己也改头换面变成了牛，满脸的无辜。结果，“女娲是蛇”的弥天大谎，便哄骗了众多的书呆子和老实人。 可惜蛇再狡猾，也想不到它的同案犯会留下证据。这个同案犯就是鸟，证据则是一系列的“鸟啄鱼”或“鸟衔鱼”图案。这种图案，直到明代的砖刻上都有。这些蛛丝马迹雄辩地证明了，蛇吞蛙，鸟食鱼，不但在自然界屡见不鲜，在历史上也曾是惊人的一幕。[48] 蛇，为什么能得逞？ 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后期，其实已有财产的权属。虽然那时还是“夫从妻居”，但如果分手，男人可以带着劳动工具、牲畜和粮食一走了之，女人则只能留着她的锅碗瓢盆，坐守空巢，招降纳叛。 1西周青铜器鸟鱼纹 2汉代画像石鸟啄鱼纹 3秦汉瓦当鸟衔鱼纹 4晋代金饰品鸟衔鱼纹样 5临汝阎村出土彩陶缸鸟衔鱼图 6宝鸡北首岭出土细颈彩陶壶金上鸟衔鱼纹样 7明代织锦鸟衔鱼纹样 8明代砖刻鸟衔鱼纹样 这事不能以今度古。那会儿可没什么房地产，男人拥有的要值钱得多。比如牲畜，可以吃也可以用，是生活资料也是劳动工具。何况到了后来，男人还有了新的“牲畜”。这就是奴隶，是男人猎获的战俘。而且这些最廉价的劳动力正如恩格斯所说，还跟牲畜一样是很容易繁殖的。 这时的男人既是资本家，又是统治者，钱包鼓鼓，如狼似虎。 财大必然气粗。创出产业的男人再也无法容忍血缘按照母系计算。因为那意味着自己挣下家当跟亲儿子一点关系没有，丈母娘和小姨子倒有份，甚至会划到另一个男人孩子的账上。要知道，那时的女人是可以有许多性伙伴的。 因此，这种制度必须废除。 事实上它也被废除了。这虽然是人类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但当真做起来却比现在房产过户还简单。然而女人却从此失去了财产权，包括所有权、支配权和继承权。与此同时，她们也丧失了政治权，包括参政权、议政权、执政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权利，即便在古希腊的民主时期，女人也是没有的。在旧中国，她们则还要被剥夺祭祀权。这在古代社会，可是最重要的权利。 没有祭祀权的女人，死都死得不一样。在甘肃临夏秦魏家，考古学家发现了父系氏族时代的古墓。在十余座夫妻合葬墓里，男人都是仰面朝天，大大咧咧；女人都是弯腿侧身，委委屈屈。男尊女卑的意思，一清二楚。 这才真是死不平等。 ◎甘肃临夏秦魏家人殉示意图 谋杀与强奸 女人的失败，一半因为无奈，一半因为心软；从母系到父系，从氏族到部落，则既有和平演变，又有血腥镇压。 这当然都因为蛇。 蛇，不但是一个狡猾的家伙，也是一个残忍的家伙。 先民十分怕蛇。平时走路，见面询问“有没有蛇”，都只敢说“有它无”。 所以，男性生殖崇拜的最早象征不是蛇，而是比较可爱的鸟，后来又有蜥蜴和龟。可见，起用蛇，本身就意味着邪恶和暴力，一开始恐怕就是阴谋。 蛇的罪行有两条：谋杀和强奸。 谋杀的对象，是婚后生的第一个孩子。他必须被杀掉或吃掉，叫“杀首子”。最人道的做法也是扔掉，叫“弃子”。这当然是为了男人的财产，不至于落到某个野种的名下。毕竟，在性自由的原始时代，法定的父亲确实无法知道那小子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那时又没亲子鉴定。 这种惨无人道的恶俗和陋习，后来当然被彻底废除。但这绝不是哪个男人发了善心，只因女人的贞洁有了保证。事实上，新婚之妻如果是处女，“杀首子”就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愚蠢透顶。 吊诡的是，女人守贞却可能是男人强奸的结果。 这个弯转得实在太大，也只能长话短说。简单地说，守贞在原始时代，原本是女人的权利，也是权力。权利不是义务，它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守贞权也一样。因为爱情，只跟某一个男人做爱，是行使；为了快乐，随便跟任何男人上床，是放弃。无论行使还是放弃，都体现了她的自由与尊严。 因此，要想女人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了男人，甚至为未婚男人守贞，就只有剥夺她们的自由，摧毁她们的自尊。强奸，无疑是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某些特别恶毒的男人，甚至有可能会选择在月经期强奸。目的，就是要给女性那脆弱的心灵，以沉重而致命的打击。 蛇的狡猾，正在于此；蛇的残忍，也在于此。 现在已难讲清，以性器为武器，是有意还是无意。但可以肯定，男人一旦决定进攻，女人是打不赢的。从此，守贞不再是女人的权利，而是她的义务。她不但可以守贞，而且必须守。至于男人，却可以继续寻花问柳。后来，还可以公开合法地纳妾，半公开半合法地嫖娼，以及玩弄男童。氏族社会的血色黄昏，揭开了部落时代和男权社会的序幕。 女人失去了自由，男人获得了霸权，这无疑是女性的失败。而且恩格斯还说，这种失败是世界性和历史性的。 但，男人也不要高兴得太早。 男人有男人的问题，这就是“雄性的嫉妒”。它对于“共居生活的群”天然地具有破坏性，更是一个集团可持续发展的大敌。动物没有这个问题，是因为雄性只在交尾期嫉妒，择偶权又在雌性。但此刻的人类社会，却是男人“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你怎么保证他们不打起来？[49] 所以，母系的社会可以各得其所，男人的江湖却需要摆平。何况除了得到女人的身体，还有土地的争夺，边境的纠纷，水源的占有，财产的谋取。这些都要靠拳头说话，也只有拳头说话才管用。 更何况，部落酋长手中拿的，还是指挥刀。 战争一触即发，战争也无法避免。比方说，向蚩尤宣战，跟黄帝火并。 * * * 第24节 [33] 炎帝是伏羲的接班人，据清代吴秉权《纲鉴易知录》：“炎帝以火德代伏羲治天下，其俗朴，重端悫，不岔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于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肠谷，西至三危，莫不从其化。” [34] 炎帝即神农，见《淮南子·时则训》高诱注：“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也。” [35] 炎帝与黄帝同时，见《绎史》卷五引《新书》：“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 [36] 三皇五帝是编出来的，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37]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见毛泽东《贺新郎·读史》。 [38] 关于三皇的说法有：天皇、地皇、泰皇（《史记·秦始皇本纪》），天皇、地皇、人皇（《史记·补三皇本纪》），伏羲、女娲、神农（《风俗通义·皇霸》引《春秋纬运斗枢》），伏羲、神农、祝融（《白虎通》），伏羲、神农、共工（《通鉴外纪》），燧人、伏羲、神农（《风俗通义·皇霸》引《礼纬含文嘉》）。后四种，都有伏羲和神农。 [39] 炎帝是牛，见《绎史》卷四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 [40] 炎黄的姓，见《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41] 《国语》所说史实的可信程度相当于《三国演义》，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42] 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后来因游牧而进入中原，见范文澜《中国通史》。 [43] 羌是“西戎牧羊人”，见许慎《说文解字》。 [44] 伏羲是东方夷族还是南方蛮族，学术界有争议，这里不作讨论。 [45] 关于狄俄尼索斯的三个形象及其相关传说，请参看弗雷泽《金枝》。 [46] 最古老的姓都是母姓，也都从女，比如姜（炎帝）、姬（黄帝）、姚（舜帝）、妫（舜的后代）、姒（夏族）、（高辛之妃，商族之母），都是。此外，还有一些后继乏人鲜为人知的，比如妁、如、好、妙、妊、妞、媿、嫪，也是。 [47] 图腾（totem）本是北美洲奥杰瓦人的语言，意思是“他的亲族”。图腾制度和图腾崇拜的基本教义，是坚信族群的所有成员，无论血缘亲疏，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共同祖先是男性的，却又不是人。它们大多是动物，少数是植物，极少数是自然现象。但无一例外，既神圣，又神秘。 [48] 除了“鸟啄鱼”或“鸟衔鱼”图案，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其实是有“蛇蛙纹”的，但似乎“和平共处”。后来，就发展为雌雄同体的“玄武”。玄武不是龟蛇合体，而是蛙蛇合体，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 [49] 关于经济的变化引起社会的变化，导致母系变成父系，女性遭遇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失败，以及“雄性的嫉妒”会破坏“共居生活的群”，请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血枫林中升起的，是黄帝的战车。 他不得不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 第五章 黄帝出场 黄帝不姓黄 黄帝出场时，很拉风。 黄帝大约是在春秋晚期，跟炎帝一起出现在先秦典籍中的。《左传》和《国语》，便都是炎黄并称。然而他俩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炎帝一路滑坡，每下愈况，到司马迁时便不知所云；黄帝则与时俱进，一路飙升，到战国时已宛若神明，后来更成为中医学和房中术的发明人。 韩非子描述了黄帝出行时的盛大场面——左右两边六条蛟龙，护卫着大象驾辕的专列；鹤身人面一条腿的神鸟毕方担任副驾驶，铜头铁额飞沙走石的神兽蚩尤担任清道夫；腾蛇在地下保驾，凤凰在天空护航；两骖如舞，龙凤呈祥，警车开道，风雨除尘，前呼后拥，大合鬼神。[50] 好一个人五人六的排场，难怪他叫黄帝了。 黄帝其实就是皇帝，但不是坐在未央宫或紫禁城欺世盗名的那些家伙。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流，都不过无耻地盗用了这神圣的名义。 什么是皇？什么是帝？帝在卜辞中，原本指天神和上帝；皇在《诗经》中，则只是动词、形容词和感叹词。实际上，帝就是花蒂，即缔造者。皇则是辉煌，是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因此，皇帝就皇天上帝，或相当于皇天上帝。它的本义是：旭日东升般灿烂辉煌，花蒂一样创造了生命，我们鲜花盛开之民族的伟大缔造者。 想那时缔造者一定很多，比如燧人氏燧皇，女娲氏娲皇，伏羲氏羲皇。他们也都后继有人。于是“皇帝”只好四分五裂，一变而为三皇五帝。五帝也有时间和空间的两种。时间的是黄帝、颛顼（读如专须）、帝喾、尧、舜，空间的则是东方青帝、西方白帝、南方赤帝、北方黑帝、中央黄帝。 白青黑赤黄，对应着金木水火土，看起来很好。 可惜远古的历史越是整齐，就越是可疑。以五行说五帝，更不靠谱。事实上，这很可能是秦和汉的“颜色革命”。 刘邦就说，秦始皇只祭祀白帝、青帝、黄帝和赤帝，黑帝的位置明摆着是给我留下的。[51]这种鬼话，你也信？ 黄帝，并不姓黄。 然而黄帝确实是伟大的缔造者，也是伟大的发明家。他号称轩辕氏，就是证明。轩就是车，辕则是驾车用的直木或曲木。殷周独辕，汉以后双辕。没有轩辕，或不是车的发明人，怎么能叫轩辕氏？ 古人说，这是因为黄帝住在轩辕丘，位置则在今河南省新郑市西北。[52]可惜这同样靠不住。想想就知道，如果不是先有轩辕，哪有地名叫轩辕丘？华盛顿叫华盛顿，是因为住在华盛顿吗？所以事情恐怕恰恰相反，轩辕丘是因黄帝而得名，正如中山路。 这就厥功甚伟。要知道，埃及人的马车是尼罗河文明开始一千多年后，才由希克索斯人引进的；中美洲在15世纪末欧洲人入侵前，既没有马也没有车。[53]所以黄帝造车，曾遭人质疑。但同样被质疑的古埃及纸草船和金字塔，已被挪威探险家海尔达尔和日本考古学家证明了建造的可能。可见古老民族的创造力，其实超出我们的想象。黄帝的龙骖象车，也不会是太空船。 因此，他老人家有资格享受这样的排场：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 嘿嘿，磁悬浮！ 身世之谜 第25节 但，风光无限的黄帝，出身却是个谜。 相关的说法当然有。如此伟大的缔造者，岂能没有出身？就算瞎编，也得弄出一个。比如《国语》，便说“少典娶有蟜（读如角）氏女，生黄帝、炎帝”。这个说法被司马迁采信，但略去了炎帝。是啊，炎帝实在说不清。何况炎黄相距五百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兄弟？[54] 其实，根本就犯不着凭空捏造什么爹娘。这种自作聪明的办法只能是制造麻烦，因为又多出个更加来历不明的少典和有蟜。谁是少典？有蟜又是谁？没人知道。也有人说少典其实是国名，这又哪里有谱？ 靠得住的，也许是黄帝姓姬。也许。 但，说黄帝姓姬是因为住在姬水，可就跟说他号称轩辕是因为住在轩辕丘，同样靠不住。高老庄的人姓高，李家村的人姓李，是因为住在高老庄和李家村吗？再说了，轩辕丘在今河南省新郑市，姬水在今陕西省武功县，够得着吗？ 没错，因地得名的事确实有，比如易氏就得名于易水。但那种方式得到的是氏，不是姓。姓表示的是所生之族，氏才表示所居之地。[55]姓比氏早得多，甚至早于地名，氏则在地名和官名之后。也就是说，宝鸡市那条河叫姜水，很可能是因为炎帝姓姜；武功县那条河叫姬水，也很可能是因为黄帝姓姬。 姓姬，又怎么样呢？ 有点麻烦。 黄帝的姬，确实比炎帝的姜难以理解。姜和姬都是母姓，这没有问题。炎帝姓姜是因为妈妈姓姜，黄帝姓姬是因为妈妈姓姬，也没问题。炎帝的姜妈妈是牧羊女，更没问题，羌族就是西戎牧羊人嘛！黄帝姓姬却很奇怪，总不能说他的姬妈妈是牧鸡女，他那个族群是牧鸡族吧？[56] 当然不能。实际上，姬的甲骨文字形，是一名女子跪坐席上，面对一个疑似篦子或梳妆台的东西，正在理顺头发，或佩戴饰物。[57] 这样的女孩子，能是什么人，又该是什么人？ 漂亮妞呀！ 没错！姬在后世的第一种用法，就是美女。所谓淑姬、吴姬、仙姬，还有朝鲜的金姬和银姬，都是。 不过这样一来，麻烦就更大了。姓，是表示“所生之族”的。羌族牧羊，当然姓姜。姓姬的又放牧什么呢？梳妆台吗？何况一个族群，怎么会把漂亮妞当作旗号？难道她们是靠天使脸蛋和魔鬼身材过日子的？ 也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这个族群的女人太漂亮了，别人看了喜欢，自己也很得意，因此自称或被称为“美女族”。另一种可能，则是因为战败而沦为舞女或侍妾，甚至性奴。要知道，姬，可以是美姬，也可以是歌姬和宠姬。 事实上，卜辞中的姬与婢，往往通用或连用。[58]比如“姬于妣辛”就是给妣辛做婢女，“姬婢二人”则是一姬一婢。原始时代的战争极其残酷，战俘的命运也非常悲惨。为了节省粮食，男的往往被杀死，女人则酌情留用。身壮有力的就做粗使丫头，为婢；美貌性感的就做舞女侍妾，为姬。黄帝的母亲，完全有可能作为战俘又因为美貌而被收房，成了少典酋长的通房大丫头。 姬，到底是美女族，还是性奴族？ 不知，也用不着确知。有些事情，如果注定无法弄清也不必弄清，那就让它永远是谜。我们只要知道后来都发生了什么，就好。 黄帝族崛起的前夜，何妨留下一片寂寞。 拐点 功成名就的黄帝，照例要改身份证。 这事非做不可。就算黄帝自己不做，别人也要帮他。因为只有更换旗号，才能告别过去，开创未来。 炎帝就这样做了，他的方式是变更图腾。 黄帝也有图腾吗？当然有，也应该有。生殖崇拜转变为图腾崇拜，是部落区别于氏族的紧要之处。只不过，黄帝的图腾是什么，却众说纷纭。 多数人认为是熊，因为黄帝号称有熊氏。有，是语助词，无义，故“有熊”就是熊，熊也就是黄帝的图腾。但也有人说是龟，因为周人曾说“我姬氏出自天鼋”。[59]天鼋就是神龟，也就是轩辕。还有人说是龙或蛇，因为《山海经》说轩辕国人都是人面蛇身，何况姬通巳，巳就是蛇。此外，还有说是云、鸟、太阳、水土、星象、车辆的。 当然，更有人主张根本就没有图腾。 这可真是一笔糊涂账。 学术界搅成一锅粥，是因为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搞“泛图腾论”。比如说有蟜氏以蜜蜂为图腾，有巢氏以树木为图腾，燧人氏以石或火为图腾，南方各部落以蛇为图腾，东方各部落以鱼为图腾。但，燧人氏那会儿，哪有图腾？鱼是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又怎么会是图腾？ 这样的图腾观念和研究，确实迹近信口开河。 黄帝族到底有没有图腾？如果有，又是什么？无妨继续讨论。它们或许有学术价值，但没有历史价值。或者说，不是有意义的历史。 什么是有意义的历史？变化、转折、进程、区别、拐点。 比如有没有图腾，是部落与氏族的区别，不是部落与部落的区别。所以，炎帝的图腾必须讨论，黄帝的则可存而不论，爱谁是谁。 那么，炎与黄，区别在哪里？ 氏。 黄帝是正儿八经有氏的，还有好几个，比如轩辕氏和有熊氏，此外还有缙云氏、帝鸿氏、帝轩氏。炎帝却多半没有，除非他就是神农氏。可惜炎帝与神农的关系，笔墨官司打了两三千年，也没弄清楚。何况就算炎帝是神农，也不等于他有氏。因为神农氏的氏字，很可能是后加的，就像燧人氏、女娲氏、伏羲氏。燧人、女娲、伏羲那会儿，有氏吗？没有。 氏，没准也是黄帝的发明，而且这个发明还是划时代的。它比发明车子、衣服、历法、算学、中医和房中术，意义都重大得多。 事实上，氏是破解黄帝之谜的第二个关键词，也是历史的拐点，因为姓与氏有三大区别：姓属母系，氏归父系；姓为先有，氏则后来；姓别婚姻，氏别贵贱。所谓“姓别婚姻”，就是说同一母系的兄弟姐妹不能有性关系，叫“同姓不婚”。这当然是母系时代的观念。相反，氏别贵贱，则不但意味着以父系计算血缘，还意味着以父系区别地位。父系制度完全确立，阶级观念初步萌生，这当然比有姓无氏的炎帝族，更成熟也更高级。 于是黄帝理所当然地成了江湖老大。 当了老大，就得有老大的样子。确定自己的氏，是部落时代后期黄帝或黄帝族浓墨重彩的一笔。 用什么摆平江湖 黄帝的氏有好几个。最重要的除了“有熊”，便是“轩辕”。轩辕就是车，轩辕氏则是造车的人。“有熊”重要不奇怪，因为可能是图腾，“轩辕”又有什么要紧呢？ 有熊是标志，轩辕是实力。 第26节 那会儿毕竟还是石器时代，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有可能改变历史，更有可能改变族群的地位和命运，何况是车？车，无论是马车还是牛车，哪怕只是人力车，都是了不起的发明。它不但是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还能够成为战斗武器。春秋的战争，就是车战。因此，如果黄帝当真发明了车，那他就会拥有天下最大的兵工厂。他的武装力量，也会是所向无敌的坦克部队。 这可比说什么都管用。 反正不管怎样，黄帝族在当时，一定技术最先进，生产力最发达，综合实力最强。于是五湖四海的大小部落和氏族纷纷侧目。他们或者示好，或者结盟，或者投靠，这就是《史记》所谓“诸侯咸来宾从”。宾，就是归顺；从，就是服从；所谓诸侯，则是黄帝以外的各类族群。 宾从的结果是出现了“独联体”。但不是“独立国家联合体”，而是“独立部落联合体”。黄帝，就是独联体的总舵主。 黄帝时代的独联体，比炎帝时代的部落大，比尧舜时代的联盟小，规模和性质则处于二者之间。如何处理关系，怎样摆平江湖，当然是个问题。何况到了后期，包产到户的小族群，慕名前来的新成员，都已经很多。这就得像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也弄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来。 考验政治智慧的时候到了，黄帝的手段又是什么？ 氏与轩冕。[60] 前面说过，姓别婚姻，氏别贵贱，别贵贱的办法则是“轩冕有别”。轩冕就是轩车和冠冕，这当然都是权贵们才能享用的东西。别轩冕，就是管理社会靠待遇。坐什么车，驾什么船，或者只能步行，有一定之规；穿什么衣，戴什么帽，或者只能光膀子，也有一定之规。而且，是什么氏，就用什么样的轩冕。 很清楚：轩冕是显贵的pass，正如图腾是部落的logo。 何况做起来也不难。因为独联体的各分舵，原本就有自己的图腾，比如熊、罴、貔、貅、貙、虎。图腾不同，轩冕当然有异。现在，只要按照各自的实力，分个三六九等，排个上下高低，再规定一下尊卑贵贱，就行。 这简直就是顺水推舟，而且是更重大的发明。 事实上，有了这样一套游戏规则，许多事情就有话好商量，不必动辄出手。而且，只要认同轩冕的安排，就都是“自己人”，是“黄帝族”，不用管原来是哪个族群。 这叫什么呢？ 这就叫“以利益均沾的合理分配赢得和平共处，用尊卑有序的文化符号实现身份认同”。 对！以文化论族类，以待遇换和平。 我们不知道，黄帝怎么会想出这个办法，莫非与性格有关？古人说，炎帝火德，黄帝土德，看来有点道理。以牛为图腾的炎帝族可能比较暴烈，黄帝则比较厚道。因此，同样比较厚道的周人便全盘继承了这些智慧，创造了井田、宗法、封建和礼乐四大制度。难怪周人坚持说自己是黄帝之后，而且姓姬了。 可惜，尽管黄帝因为发明轩冕而号称轩辕，也尽管后世儒家一再宣称“垂衣裳而天下治”，但树欲静而风不止。[61]也就在黄帝踌躇满志的时候，一个强劲的敌人来到了他的面前。这个敌人是那样的英勇善战，百折不挠，所向披靡，根本就不理睬什么轩冕那一套。 黄帝不得不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 这个劲敌就是蚩尤。 战神蚩尤 蚩尤最后还是战败了。 战败的蚩尤得到了胜利者最大的尊重。他被奉为战神，号称“兵主”，在封禅大典中，是继“天主”和“地主”之后第三个被祭祀的神。[62]他的形象画在了胜利者的军旗上，让黄帝麾下的将士备受鼓舞士气高涨，令其他那些反政府武装力量闻风丧胆，知难而退，不战而降。[63] 这是怎样的对手！ 这是怎样的敌人！ 蚩尤是九黎族部落的酋长，九黎则可能是九个部落的联合体。[64]每个部落，又各有九个兄弟氏族，因此号称八十一兄弟。他们应该叫九黎或九黎族，不应该叫蚩尤族。因为蚩和尤，都不是什么好词。 蚩，从虫。虫就是它，它就是蛇。虫字上面那部分是止，即脚趾头。所以蚩就是“蛇咬脚”。[65]尤则是错咎、灾难、罪过，比如“以儆效尤”；又引申为怨恨、归咎、责怪，比如“怨天尤人”。 （从以上两个字形看，很明显就是蛇）很清楚，蚩尤就是蛇灾。 九黎，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也许意思是“蛇灾地区的人”。这就正如意大利那位伟大的艺术家莱昂纳多·达·芬奇，本名“莱昂纳多”，“达·芬奇”的意思是“来自芬奇”。 当然，蚩尤也可能是敌人对九黎的称呼。 事实上，尤，有突出特异的意思，比如“尤物”。陈独秀就说，尤物、狐媚、虎威，是同一类型。[66]女人媚得像狐狸，就叫“狐媚”；男人凶得像老虎，就叫“虎威”；一个部落如果恐怖得有如蛇灾，那就叫“蚩尤”。这就好比一个女人叫“狐狸精”，绝不可能是她的本名。 九黎被叫做蚩尤，大约也是因为既异类，又可怕。 的确，在传世的所有典籍中，蚩尤都是让人望而生畏的。他们兽身人言，吞沙食石，铜头铁额，刀枪不入，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还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67]遇到这样的劲敌，谁不胆战心惊？ 直到胜利之后，炎黄还心有余悸，又敬又畏。 想那时黄帝一定十分头疼。战，输赢难定且不说，就算赢了也有悖于自己的原则或标榜，胜之不武。不战？由不得你。 何况那时的中原大地上，还有一个“老牌帝国主义者”炎帝。他们经营了很久，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打个比方，黄帝好比二战时的美国，炎帝好比英国，蚩尤好比德国，但不是法西斯。 显然，礼让是不行的，礼仪也是没用的，管用的只有刀枪。 炎、黄、蚩尤之间，必有一战。 这是远古时期的“三国演义”，起因和过程却是一笔狗肉账。说法之一，是黄帝先与炎帝战于阪泉，然后才与蚩尤战于涿鹿。之二，是蚩尤先侵犯炎帝，炎帝求救于黄帝，二帝组成联军。之三，是蚩尤挑战黄帝，黄帝应战。之四，是炎黄共灭蚩尤后，又在阪泉三次大战，再决雌雄。[68]孰是孰非，不得而知。 战争的惨烈却毋庸置疑，交战双方都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非常规手段。据说，蚩尤请来风伯雨师大作风雨，黄帝则请出天女旱魃抗洪救灾；蚩尤布下漫天大雾，黄帝则发明指南车突出重围。还据说，黄帝能够取胜，乃因九天玄女密授兵信神符。[69]巫术、科学、宗教轮番上阵，只差细菌战和原子弹。 想当时一定天昏地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难怪蚩尤死后，身上的木枷要化作枫林。[70]每到秋天，便是漫山遍野的红，如火，如焰。 那是血染的枫林。 血枫林。 风展龙旗如画 第27节 血枫林中升起的，是黄帝的战车。 战车在天地之间巡航，下有腾蛇，上有凤凰；后有鬼神，前有虎狼；拉套的骖是蛟龙，护驾的骖乘是毕方；而驾着警车开道的，竟是蚩尤。 蚩尤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成了黄帝的马前卒？ 这不奇怪。在远古，族长与氏族、酋长与部落是同名的。比如伏羲族的氏族长都叫伏羲，炎黄两族的酋长都叫炎黄，就像秦汉以后的天子都叫皇帝。秦始皇就说，自己是始皇帝，后面的叫二世、三世、四世，直至万世。只不过，秦二世而亡。后来的皇帝，也不再叫二世三世。在位时叫皇帝，驾崩后给个谥号（比如文帝、武帝），再给个庙号（比如太祖、太宗），这才区别开来。 可惜远古没这规矩。伏羲和炎黄，并不叫伏羲一世、伏羲二世、伏羲三世等等，也没有庙号和谥号。再说我们也不清楚，九黎族酋长的本名是什么，总不能叫“黎叔”吧？ 也只好还叫“蚩尤”。 蚩尤也是有一世、二世、三世的。兵败被杀的是前任，警车开道的则是继任。据说，他还担任了黄帝的总参谋长。[71]余部，有的被黄帝收编，有的退回南方。直到西周，他们还被称为“黎民”。[72] 黎民也是先祖，绝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因此，华夏民族的始祖应该是三个代表：炎帝、黄帝和蚩尤，我们是炎黄和九黎的共同子孙。 把他们统一起来的，是黄帝。 事实上，黄帝成为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始祖，就因为他能不计前嫌，兼收并蓄，搞统一战线。正是他，把普天下的牛鬼蛇神都联合起来，形成了起先称为夏族，后来称为华族，再后来称为华夏之民族的胚胎。虽然这时，黄帝族还不能叫夏族，甚至不能叫民族，只能叫部族，或部族的雏形。 黄帝的战车上，一定飘扬着龙旗。 似乎并无必要弄清，龙究竟是不是黄帝族的图腾。没错，有熊氏怎么也扯不到龙身上去，九黎族的图腾反倒可能是龙蛇。如果黄帝竟能以战败者的图腾为新复合图腾的主体，那度量也真是大得惊人。 其实就连龙是不是华夏民族的图腾，甚至是不是图腾，都没有必要较真。的确，龙的形象早已出现，比如五花八门的鱼龙、蟠龙、鸟首龙、鳄鱼龙、鹿首鱼尾龙、猪首牛角龙。[73]但，彼龙未必是此龙。何况就算是，你也无法证明黄帝就一定不会古为今用，再借壳上市。比方说，蛇就原本只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后来不也变成了图腾？ 更何况，一个民族总是需要凝聚力的。这就要有一个核心，一个仪式，一个象征，一个可以在它上面寄托感情的对象。国旗、国徽、国歌的意义，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的意义，就在于此。它们当然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图腾，却可以看作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广义图腾”，即象征物或logo，就像十字架、新月形和大卫星。 龙，也如此。 因此，无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换句话说，既然大多数华人都把自己看作“龙的传人”，把龙看作“族的图腾”，那又何不“权当他是”？ 实际上，关于黄帝族图腾的说法如此之多，恰恰证明在黄帝时代的后期，已经有一个多部落的松散联合体。其中有炎帝族，有黄帝族，有九黎族，还有东方的夷族、西方的戎族、南方的蛮族、北方的狄族。他们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有战有和，也有通商和通婚。 部落联盟的时代，即将到来。 而且，这个时代也有三个代表，他们就是尧、舜、禹。 * * * [50] 黄帝出场的描述，见《韩非子·十过》。 [51] 刘邦的话，见《史记·封禅书》。 [52] 黄帝号轩辕氏，是因为住轩辕丘，见《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引皇甫谧。 [53] 埃及和中美洲的马车，见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 [54] 炎黄相距五百年，见《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引皇甫谧《帝王代纪》。 [55] 古者姓以表所生之族，氏以表所居之地，见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二十四。 [56] 马叙伦称“姬姓疑盖本为牧鸡之族”，见《读金器刻辞》卷下。 [57] 姬的甲骨文字形，是一名女子跪坐席上，面对一个疑似篦子或梳妆台的东西，见《古文字诂林》第九册所引于省吾、徐中舒；该女子正在理顺头发，或佩戴饰物，见《古文字诂林》第一册所引叶玉森、王献唐。 [58] 姬与婢通用或连用，见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通释稿》。 [59] “我姬氏出自天鼋”，见《国语·周语下》。 [60] 黄帝号称轩辕，是因为发明了轩冕，见《汉书·律历志下》：“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 [61] 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见《易·系辞下》。 [62] 蚩尤号称“兵主”，在封禅大典中第三个被祭祀，见《史记·封禅书》。 [63] 黄帝以蚩尤像鼓舞士气，威慑敌人，见《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64] 蚩尤是九黎族部落的酋长，见《史记正义》引孔安国注。 [65] 虫、它、蛇，古为一字，见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蚩是“蛇咬脚”，见周策纵《说“尤”与蚩尤》、徐中舒《甲骨文字典》。 [66] 尤物与狐媚、虎威同，见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 [67] 蚩尤的形象，见《太平御览》引《龙鱼河图》，任昉《述异记》。 [68] 关于黄帝与蚩尤战争的四种说法，分别见《史记·五帝本纪》、《逸周书·尝麦解》、《山海经·大荒北经》、范文澜《中国通史》。 [69] 蚩尤请风伯雨师作大风雨，见《山海经·大荒北经》。指南车，见《太平御览》引《志林》。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见《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 [70] 蚩尤死后，身上的木枷化作枫林，见《山海经大荒南经》郭璞注。 [71] 战败后的继任蚩尤担任黄帝的“总参谋长”，见《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 [72] 蚩尤余部被称为“黎民”，见范文澜《中国通史》。 [73] 龙的形象早已出现，见干振玮《龙纹图像的考古学依据》、陆思贤《神话考古》、王先胜《黄帝部落的图腾是什么》。例证有：距今一万年的山西吉县柿子滩龙纹岩画，距今六七千年前的赵宝沟文化鸟首龙、鹿首鱼尾龙、猪首牛角龙，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鳄鱼龙，红山文化综合了熊、马、蛇等形象的玉龙，内蒙古清水河出土庙底沟类型巨型鱼龙夯土雕像，四千多年前陶寺文化的蟠龙，二里头文化一首双身龙纹陶片。 第28节 滔天洪水中，中国历史第一个政权勃然崛起。 脉脉温情的禅让制背后，是杀机暗藏的惊天大案。 第六章 尧舜下课 真有尧舜吗 提起尧舜，许多人就两眼放光。 尧舜是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的圣人和圣王。最好的时代叫“尧舜之世”，最好的帝王叫“尧舜之君”，最高的理想叫“人皆可为尧舜”。就连不信三皇五帝的毛泽东，也说“六亿神州尽舜尧”。 显然，这是世俗的上帝，道德的上帝，政治的上帝，统治阶级的上帝。 这样的上帝，从来就很可疑。[74] 尧舜也一样。他俩来历不明，形迹待考，身份不清。作为五帝的最后两位，尧舜是人？是神？半人半神？氏族部落？不知。但，前三皇，女娲是蛙，伏羲是蛇，炎帝是牛；后五帝，黄帝可能是熊，颛顼半人半鱼，帝喾鸟头猴身。就连尧的司法部长皋陶，也是鸟嘴或马嘴；文化部长夔，则是独脚神牛。[75]这些都是牛鬼蛇神，或半人半兽，怎么一到尧舜就一片人间烟火？ 何况尧舜之后或同时，还有鲧和禹。鲧，其实是鱼；禹，则可能是虫，或蛇，甚至龙。[76] 好嘛！前则百兽率舞，中则马牛同台，后则鱼龙并出，唯独夹在当中的尧和舜纯然是人，岂非咄咄怪事？而且，舜叫“姚重华”，尧叫“姬放勋”，像远古的人名吗？还有人说尧叫“伊祁放勋”，日本人呀？[77] 嘿嘿，就连名字，都像是编出来的。 事实上，孔子之前，根本就没人提到过尧舜。在最古老也最可靠的典籍《诗经》中，他俩连影子都没有。《尚书》虽然也古老，《尧典》和《舜典》却是赝品。真正开始说尧舜的，是《论语》、《墨子》和《孟子》。 这就很不合情理。 按照后世儒家包括司马迁的说法，夏商周三代的始祖，都曾是尧舜的臣属。夏的始祖禹是舜的接班人，商的始祖契（读如谢）是尧的民政部长，周的始祖弃（后稷）是尧的农业部长。也就是说，尧和舜，是夏商周三代的始祖的“老领导”。没有尧舜禹，就没有夏商周。 然而《诗经》当中，周人的作品《大雅》，鲁人的作品《鲁颂》，殷人或殷人后代宋人的作品《商颂》，却都只歌颂禹，不歌颂尧舜。难道殷、宋、周、鲁之人，都把老祖宗忘了？而且这两位老祖宗，从夏到商再到西周东周，一直无人问津，到春秋战国却大放异彩，难道是“出土文物”？ 很有可能。 的确，尧和舜，如果完全子虚乌有，孔子就不会一讲再讲；如果当真功勋盖世，《诗经》就不会只字不提。因此事实也许是：尧舜曾经存在，但既没那么神，也没那么圣，根本不是后人说的那个样子。而且，因为并不伟大，所以《诗经》置若罔闻；由于毕竟存在，因此后人可以大做文章。 大做文章的原因，是春秋战国之际礼坏乐崩，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孔子他们要打鬼，必须借助钟馗；要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也只能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托古改制，借尸还魂。尧和舜，弄不好就是他们从某个并不起眼的故纸堆里挖掘出来，再按照道德楷模的标准，包装上市的“创业板”。 可惜榜样的力量从来就很有限，造出来的也总归不是真家伙。我们读尧舜的传记，实在看不出他俩的伟大之处，只知道尧是很简朴的，舜是很孝悌的。尧过的日子，连门房都不如；舜的父亲和弟弟一再陷害谋杀他，他却以德报怨。[78]一个老劳模，一个受气包，怎么就成了神圣？ 相反的故事倒是印象深刻。有个名叫壤父的八十岁老顽童就不客气地说：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帝对我有何功德？[79] 假作真时真亦假。尧和舜，到底有还是没有？ 部落大联盟 可以有，也应该有，但要重新解释。 为什么应该有？因为时代需要标志，需要象征，需要代表。部落的代表是炎黄，国家的代表是夏启。二者之间，部落联盟的时代谁来领衔？只能是尧舜。既然如此，何妨不论真假，权当他们是符号，是代码？ 但，该说明的还得说明。一，黄帝、颛顼、帝喾、尧，无血缘关系，更不是祖孙父子；二，尧和舜，并非道德高标，只是曾经的存在；三，他俩也不是什么天子。天子的概念要到西周才有，目的则是解释政权的合法性。尧舜时代尚无君主，也没有“国家”和“天下”的概念，哪来的“天子”？ 不是天子，又是什么？ 部落联盟的ceo。 联盟从黄帝时代就开始了，之前则是战争，包括炎帝与黄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这是当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的，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中华大地就是全世界。远在天边的埃及、苏美尔、哈拉巴等等，并不在我们视野中。 战争的结果是联盟，联盟的结果是产生了部族。部族是从氏族到民族的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尧舜之世，就是部族的时代。之后，才变成民族，也就是以禹为始祖的夏族。《诗经》歌颂禹，并非没有道理，没有原因。 但，作为部族时代的标志，尧舜的意义同样重大。 意义重大的尧和舜，是部落联盟的领袖。那时的情况，可能真如郭沫若和翦伯赞先生所说，是“二头政长”或“二头军务”，双执政制。[80]换句话说，一个是ceo（首席执行官），一个是coo（首席运营官）。开始，尧是首席执行官，舜是首席运营官；后来，舜是首席执行官，禹是首席运营官；再后来，禹是首席执行官，益是首席运营官。等到启废禅让，这个制度才终结。 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不一定有血缘关系。尧舜禹，就没有。他们是选出来的。选举权，首先在“四岳”。舜和禹，就得自他们的举荐。 四岳是谁？《史记》没说。就连四岳是一个人，还是四个人，还是许多人，也不清楚。《国语》说是共工的四个从孙，但这是靠不住的。[81]可能的情况是：当时大联盟下面还有小联盟。四岳，就是小联盟的ceo或coo。 除了四岳，还有“十二牧”。 十二牧，也就是各大部落的酋长。这些大部落分散在各地，酋长们当然也分散在各地。联盟有重大事务，才到总部来开会。当然，他们也可能派有驻会的代表。这些代表，也可以叫十二牧。 然后就是“百姓”。 百姓不是小民，是氏族长。这些氏族都来自母系，因此都有“姓”；数量则很多，因此叫“百姓”。百姓并不一定就是一百个。正如四岳和十二牧，不一定就是四个和十二个。 第29节 四、十二、百，只是表明小联盟数量最少，部落多一点，氏族数量最多。 所以远古的“百姓”（氏族长），其实地位很高，他们后来又叫百官和百工。真正地位低的，叫“黎民”。黎民百姓合为一词，是很晚的事。 百姓：氏族。 十二牧：部落。 四岳：部落联盟。 尧舜：部落大联盟。 也许，这就是尧舜的时代。夏娃时代弱小分散的点（原始群），在女娲和伏羲的时代变成了面（氏族），在炎帝和黄帝的时代连成了片（部落），现在又变成了圈（部落联盟）。它是生存圈，也是文化圈。大圈子下面是小圈子，即个位数的小联盟，然后是数以十计的片（部落）和数以百计的面（氏族）。大联盟实行双首长制，首席执行官（ceo）地位略高，算是老大，或一把手。 那么，谁是老大？谁该当老大，谁又能当老大？ 禅让还是夺权 当老大的事，让人纠结。 中国人是很在意一把手的。因为长时间的中央集权告诉我们，二把手跟一把手，差的不是一丁点儿；秦汉以后的改朝换代，则不是巧取（宫廷政变），便是豪夺（武装斗争）。一把手的地位，也可以禅让吗？ 儒家和墨家都说可以，还曾经有过。只不过，后来人心不古，没了。这是很让孔孟、墨子，甚至还有道家，痛心疾首的。 但，人心为什么不古，又怎么会不古？难道远古跟后世，人性是不同的？人就是人。远古是，现在也是。人性，本善就善，本恶就恶。本善，禅让制就不会被废除；本恶，禅让制就不可能存在。你说哪个是事实？ 于是质疑纷起。 质疑禅让制的，古有韩非子、刘知己；后有康有为、顾颉刚。韩非子就称“舜逼尧，禹逼舜”，《竹书纪年》则称尧被舜软禁在平阳；康有为说禅让是战国儒家的托古改制，顾颉刚则说是儒墨两家不约而同的伪造。[82]韩非子甚至讥讽地说：儒也说尧舜，墨也说尧舜，两家都说自己的尧舜如假包换，尧舜又不能起死回生，请问谁来鉴别儒墨的真伪？ 嘿嘿，一个尧舜，各自表述。弄不好，都是人造。 那么，舜接班，禹继位，禅让还是夺权？ 禅让。 但也要重新解释。 实际上，部落联盟的ceo，跟后世的帝王并不一码事。 他的待遇没那么高，权力也没那么大。儒墨两家都说尧艰苦朴素，奉为道德楷模，其实是当时的生活水平有限。就算想摆谱，也摆不起。 禅让也一样。它不是儒家标榜的礼让，墨家鼓吹的尚贤，更不是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是规矩如此，习惯如此。部落联盟的首席执行官，最早不过会议的召集人，或者会议的主持人，有什么好争的？ 就连总部的其他公职人员，比如民政部长契，农业部长弃，司法部长皋陶，文化部长夔，手工业部长羲均（又名倕），还有神枪手羿，也都是尽义务。这种风气或制度直到周代还有，比如各国的大夫都是有领地的，但也都为诸侯的公室服务，同样是尽义务。 事实上，联盟的部门负责人，也同时是自己部落的酋长，甚至小联盟的首席执行官。比如弃，就叫后稷。夔和羿，则叫后夔、后羿。[83]后，不是前后之后（後）的简体字。它原本就写作“后”。但也不是后妃的后，是头儿、老大、领导人、一把手的意思。 联盟的部长或内阁成员既然都是“后”，当然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决策权。比如抗洪总指挥的人选，尧并不赞成鲧。但四岳坚持，也只好同意，尧老大并没有一票否决权，尽管尧可能是对的。[84] 相反，如果“岳牧咸荐”，事情就比较有谱。 显然，这里面没有道德的因素，也不能理解为“民主集中制”。尧成为部落联盟的一把手，只因为当时尧部落的实力最强。舜和禹，也一样，后来居上而已。四岳、十二牧有发言权，则因为他们的实力不容小看。既然谁都吃不掉谁，又要在一起共谋发展，那么，民主共和，有事好商量，无疑是最聪明的选择。 因此，历史的尧舜是存在的，道德的尧舜是人造的。什么德才兼备，什么高风亮节，什么温良恭俭让，通通都是扯淡！ 禅让，是不得不让。 杀机暗藏 不得不让，也可以理解为“能不让就不让，最好不让”。 但这同样只能靠实力说话，后起之秀便不得不防。因此，如果某个小弟发展势头好，大佬们就会联合起来，找个茬把他掐死。 尧就干过这种事，而且帮凶就是舜。 被尧舜剿灭的，是所谓“四凶”：浑沌、穷奇、梼杌（读如涛误）、饕餮（饕读如涛，餮读如铁去声）。[85]这大约是四个既冒尖又不听话的部落。由于舜的出手，他们被彻底干掉或驱逐出境。其中，据说还有黄帝和颛顼的后代。 老实巴交的舜，其实心狠手辣。 被尧舜做掉的，还有共工、兜、三苗和鲧，谓之“四罪”。当然，司马迁的话说得客气而委婉。他说，流共工于幽陵，是为了“变北狄”；放兜于崇山，是为了“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是为了“变西戎”；殛鲧（读如及滚）于羽山，是为了“变东夷”。似乎舜下的这些毒手，都不过“和平演变”，甚至是为了别人好。但一个“殛”字，还是露了馅，穿了帮。 剿灭也就剿灭了，过分的是还要妄加罪名。什么“不可教训”云云，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无非是为了表示尧舜发动战争的正义性，以便让他俩高居道德的圣坛。 然而世界上正义的战争只有一种，就是反侵略。蚩尤有可能是侵略了黄帝族的。四凶或四罪，侵略了尧舜吗？没有。 杀人不过头点地。谋财害命还要课以大罪名，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倒是《左传》说得明白：剿灭四凶的结果，是“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这才是一语道破天机。 尧舜的时代，风不平，浪不静，杀机暗藏。 现在想来，共工、兜、三苗、鲧，或浑沌、穷奇、梼杌、饕餮，一定死不瞑目。战败的蚩尤成为战神，受到胜利者的最大尊重，他们却只能被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尧舜的为人和度量，比黄帝差得远。 一肚子冤屈的，应该还有后羿。 想当年，后羿多帅呀！火红色的弓，雪白色的箭，这是天地赐给他的。[86]也许，还应该有虎皮的坎肩，鹿皮的靴子。那时，天边血红的云彩里，有十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同流动的金球，裹挟着荒古的熔岩上下翻腾。我们的英雄站在那一片焦土之上，弯弓搭箭，九个太阳便应声落地。散落在天地之间的，是太阳神鸟金色的羽毛；响起在耳边的，是万众的欢呼，包括美丽的嫦娥。[87] 第30节 然而后羿的结局却窝囊透了。天帝翻脸，徒儿反目，老婆叛逃。曾经的英雄，只能穷愁潦倒，不知所终。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后羿，为什么要射日？ 这事如果发生在古希腊，也许会被解释为一个爱情与嫉妒的故事：月亮神嫦娥偷吃的，并不是什么长生不老的仙药。她的奔月，其实因为偷情。太阳神后羿射杀的，则实际上是他的“情敌”——多余的太阳。 然而在中国，就完全是另一回事。 死里逃生 十日并出，其实是尧的焦虑。[88] 焦虑也是必然的。不听话、不买账、闹别扭的部落太多，还不好对付。比如浑沌，是个装疯卖傻的。有人说他就是兜，那可是一个人面鸟嘴还有翅膀的怪物。共工则是水神，是火神祝融的儿子，曾经与颛顼争帝，还一头撞断了擎天柱不周山。共工和兜又都是联盟的内阁成员。他俩造反，足够尧喝一壶的。[89] 何况还有三苗、穷奇、梼杌、饕餮等等，这可真是按下葫芦起来瓢。 招安多半没用。那时还不是帝制时代，没谁能一统天下，也没谁能君临天下。拳头硬的，都可以争当老大。对付异己的唯一办法，是剿。大部落和小联盟，亲自出手。小部落和小氏族，就派小弟去做掉。当然，手脚要干净。 羿，恐怕就是这样的小弟和马仔。被他射下的九个太阳，则很可能是九个或多个小部落。他们可能崇拜太阳神，也可能不崇拜。把他们说成太阳或太阳部落，也可能是打马虎眼，夸大他们的“罪行”。但他们威胁到尧的江湖地位，则可以肯定。 总之，在剪除异己的战争中，羿是尧的马前卒，也是替罪羊。因为这事做得实在不光彩，不好意思扬铃打鼓，只能过河拆桥，让羿去认倒霉。 九个或许多小部落就这样被消灭了。 死里逃生的，只有鲧的儿子禹。 禹，也是太阳部落吗？有可能。夏以太阳为神，就是证明。而且，也许正因为夏人崇拜太阳，那些和鲧一起遇难的族群，便被追认为太阳部落。 但，鲧为什么被害，禹又为什么逃生？ 也只能有一种解释：他们发展太快。鲧很可能是鱼，至少与鱼有关，而鱼是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禹则是虫，是长虫，也就是蛇，后来又变成龙。龙蛇，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鲧生禹，就意味着不但从母系变成父系，还迅速成为部落。当然，他们也可能一直保持着母系的徽号，由鲧氏族而鲧部落，被禹重建后才改姓更名。[90] 总之，这个族群的崛起很让尧舜头疼。起先是顾忌和防范，后来便顿起杀心。[91]终于，鲧被舜处死在羽山，这其实是蓄谋已久的屠杀。当初尧反对鲧做抗洪总指挥，理由便非不懂技术，而是品质恶劣。可见罪名早已罗织，治水不力只是借口，或雪上加霜。事实上，就算当时有问责制，处分也不必如此之重，何况鲧又何尝道德败坏？屈原就说鲧是由于为人耿直，才会死于非命。[92] 鲧，一定是被冤杀的。 被冤杀的鲧死不瞑目。他的尸体三年不腐，新的生命却在腹中孕育成长。 没办法，只能剖腹产。结果，一条头上长角的虬龙腾空跃起，他就是禹。诞生了禹的鲧，则变成黄熊或三足鳖，在羽山或羽水出没咆哮。[93] 好得很！杀了鲧一个，自有后来人。 不过尧舜的作案过程，都被后世儒生抹去，证据也销毁得一干二净。他们甚至嫁祸于人，说鲧是天帝派祝融杀的，罪名是盗窃息壤。[94]这种弄巧成拙的故事，使鲧成为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这虽然能告慰英灵，却不能掩盖罪恶。谋杀者的歹毒和被害人的冤屈，都跳进黄河洗不清。 联盟的老大不是没多少权力和油水吗，犯得着如此争夺？ 哈，那是早期，后来就不一样了。要知道，权力一旦被发明出来，就会自我膨胀；掌握了权力的人则会像鸦片鬼，越吃越上瘾。尧就已经有瘾。尧用舜二十年，又让他代理职务八年，直到死前都没放手，这也叫禅让？舜的瘾更大。如果不是一命呜呼，才不会交出权力。 看来真相也许是：鲧和禹的族群，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利技术。这种技术在鲧氏族时代还不成熟，到禹部落时代就遥遥领先。这是让尧部落和舜部落既羡慕嫉妒又无可奈何的。事实上，在那个时代，谁掌握了先进的技术，谁就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也就能成为世界领袖。后来，掌握了青铜技术的商如此，掌握了农业技术的周如此。此刻，掌握了水利技术的禹，也如此。 冤死的鲧可以瞑目。他的子孙将在那滔天的洪水之中，勃然崛起，巍然屹立。 哗啦啦的黄河水呀！ 最后一班岗 现在，禹站到了舜的面前。 治水成功的禹，也许是到联盟总部来述职的。舜也给他颁发了勋章，是一块黑色的尖顶石头。 这几乎注定是一次尴尬的会见。尽管司马迁用心良苦，极力营造“温良恭俭而禅让”的氛围，但可惜，这次对话就像唐人罗隐笔下的黄河——“才出昆仑便不清”。舜对禹，并无慰问褒奖；禹对舜，也不歌功颂德。只有新任司法部长皋陶，絮絮叨叨地大讲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的重要性，结果在禹那里碰了软钉子。禹对皋陶道德高调的回答是：你说的这些，只怕尧也做不到吧？ 于是舜只好对禹说：你也谈点建设性意见嘛！ 然而禹的回答竟是：我能有什么可说的？我每天想的就是“孳孳”，就是孜孜不倦，生生不息。洪水滔天，民不聊生，我只能跋山涉水，访贫问苦，深入基层，跟益和稷一起，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老大！ceo不好做，总得谦虚谨慎，对得起天地良心才行。[95] 那会儿，不知道禹的随员是否在场。如果在，一定是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铁铸一般。[96] 舜和皋陶的脸上，则不知是何表情。 司马迁讲这故事时，已是再三斟酌，修饰润色，缝缝补补，但还是留下了破绽，虽然只有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 一是会见之后，皋陶立即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的人都向禹学习，以禹的言行举止为榜样，否则就算犯罪；二是辞别之际，舜叹了一口气说，以后有什么意见就请当面讲，不要背后嘀咕。 哈哈！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尧舜的时代就要终结。 事实上，禹是部落联盟最后一任首席执行官。在站完最后这班岗后，他的儿子启便彻底颠覆禅让制，实行世袭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 禹，是远古时代的曹操；启，是远古时代的曹丕。 这其实也是时势使然。 众所周知，禹和启之前，一直有两个东西在并行不悖地同步发展，并互为因果，这就是财富和权力。这两个东西，夏娃代表的原始群时代是没有的。女娲代表的母系氏族时代，开始有了剩余物资，财产的观念便悄然诞生。有了财产的权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男人，就会要求确认父系的继承权。于是从伏羲开始，母系变成父系，权力也随之产生。以后的发展，从氏族到部落，再到部落联盟，权力和财富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到首长们的手上。终于有一天，他们强烈要求权力也像财产一样，按照父系的血统来继承。这就是尧舜禹时代的天下大势。 制度的革命，势在必行。 现在，只需要有一个机关、一个称号、一个名义、一种说法，为新的制度加冕，并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 第31节 实际上，它也确实被发明了出来。 它的名字，就叫国家。[97] 也就在这时，我们和世界各民族一起，走完了史前时代的共同道路。 下一步，将分道扬镳。 * * * [74] 对尧舜的质疑，早已有之，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75] 颛顼半人半鱼，见《山海经·大荒西经》；皋陶鸟嘴，见《白虎通·圣人》，马嘴，见《淮南子·修务》；帝喾鸟头猴身，夔是独脚神牛，均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的考证。 [76] 许慎《说文解字》：“鲧，鱼也”；“禹，虫也”。孙诒让称“禹为虫名，则亦当象虫形”；高鸿缙称“禹为多足之虫”；陈邦怀称“字象爬虫之形”，均见《古文字诂林》第十册。 [77] 尧的姓，也是糊涂账。作为黄帝的五世孙，应该姓姬。司马贞《史记索隐》说他姓伊祁，则尧应该叫“伊祁放勋”。这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78] 尧过的日子连门房都不如，见《韩非子·五蠹》。 [79] 壤父的话见《高士传》。 [80] 郭沫若和翦伯赞的说法，分别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翦伯赞《中国史论集》。但郭说尧舜是“以母系为中心的社会”，则可以商榷。 [81] 四岳是共工的四个从孙，见《国语·周语下》。 [82] 韩非子的说法，见《韩非子·说疑》和《韩非子·显学》；康有为的说法，见《孔子改制考》；顾颉刚的说法，见《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和《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 [83] 夔叫“后夔”，羿叫“后羿”，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84] 尧反对鲧治水，见《史记·五帝本纪》。 [85] 关于“四凶”，见《左传·文公十八年》、《史记·五帝本纪》。 [86] 后羿的弓箭，见《山海经·海内经》。 [87] 有学者认为，后羿射日的故事应该产生在夏代，或者殷商。夏王是称为后的，比如夏后启。夏后以太阳自居，夏历以天干纪时。天干十个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正是“天有十日”的意思。何况当时人们诅咒夏后桀的民歌，歌词也是：你这该死的太阳什么时候完蛋，我愿跟你一起灭亡！见谢选骏《空寂的神殿》。 [88] 尧之时，十日并出，见《淮南子·本经》。 [89] 浑沌即驩兜，见《史记正义》；驩兜人面鸟嘴还有翅膀，见《山海经·海外南经》；共工是水神，曾与颛顼争帝，见《左传·昭公十七年》；共工是火神祝融的儿子，见《山海经·海外南经》；共工和驩兜同事，见《史记·五帝本纪》。 [90] 鲧是鱼，见许慎《说文解字》；禹可能是蜥蜴，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禹从鲧的肚子里生出，见《楚辞·天问》、《山海经·海内经》；剖腹产，见《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开筮》；禹头上长角，是一条虬龙，见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91] 舜以治水不力的罪名杀鲧，见《史记·夏本纪》。 [92] 屈原说鲧因耿直而死于非命，见《楚辞·离骚》。 [93] 鲧变成了黄熊或三足鳖，见《左传·昭公七年》及注。 [94] 鲧为祝融所杀，见《山海经·海内经》。 [95] 禹和舜、皋陶的对话，见《史记·夏本纪》。 [96] 关于禹之随员的描写，见鲁迅《理水》。 [97] 关于国家诞生的描述，请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后记 破冰之旅 出发点 2011年5月12日，我到上海拜见吴敬琏先生，向他老人家讨教一些学术问题。没想到的是，谈到最后，吴先生反过来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怎样保证你说的历史是真实的？ 老先生问得有道理！ 据我所知，这也是许多人想问的，而且不难回答。只不过在此之前，必须先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有历史或历史学。 这才是根本性的。 是啊，我们为什么要有历史，为什么要学历史、讲历史、讨论历史呢？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吗？有五花八门的野史、段子、道听途说和流言蜚语足矣，用不着管它是否真实。为了学习权术权谋，处理人际关系，对付张三李四吗？有《三国演义》之类的玩意也就够了，同样用不着管它是否真实。 那么，为什么总会有人，哪怕是一部分人，极其看重历史的真实性，对正说比戏说更有兴趣呢？ 也许，追求真实是人的本性。 真相从来就是有魅力的，它满足的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朴素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就连某些动物都有。比如科考队架设在北冰洋用来偷拍的摄像机，尽管伪装成雪块，也会被北极熊们统统拆掉，因为它们很想知道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小孩子会把自己的玩具大卸八块，也如此。 好奇心是天然的。 第32节 事实上，好奇心几乎是所有文化和文明成果的出发点。 科学是对自然的好奇，艺术是对心灵的好奇，宗教是对归宿的好奇，文学是对生活的好奇。就连巫术也如此，它是对命运的好奇。 那么历史呢？ 目的地 表面上看，历史是对过去的好奇，其实不然。 作为“故事”——已故的事件，历史就是历史。你知道也好，不知也罢，正说也好，戏说也罢，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确知或无知而稍有改变。那么，又何必一定要知道真相呢？ 因为我们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我们。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当中。我们的今天，对于明天就是历史，正如此刻是昨天的延续。 了解历史，是为了看清自己。 这就必须知道来龙去脉。只有知道从哪里来，才知道到哪里去。 也就是说，追根寻源，是为了建立文化系统，实现身份认同，找到人生坐标。这是我们的目的地。 何况童年是值得追忆的。没人不想知道自己是谁生的，家在何处，小时候长什么样，有过怎样的天真和顽皮。正因为此，“易中天中华史”的第一部便是“中华根”，第一卷则是《祖先》。 找到了祖先，就找到了根本。 但这很难。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下的文物也不说话。它们集体地保持沉默，共同看守着那亘古的秘密，要到世界末日才会重新咆哮和歌唱。 能帮上忙的，也许只有神话和传说。 神话和传说，就是民族的童年记忆。童年的记忆难免模糊，甚至错乱，何况还会被非法或合法地投放添加剂。于是一片光怪陆离之中，便既有神话和童话，又有鬼话、胡话和谎话，而且结结实实地冻成了冰块。 我们的舰队，刚刚出发就一脚踏进了北冰洋。 北冰洋 冰块是两三千多年前甚至更早就结成的，因此，不但“骗了无涯过客”，也瞒过了千万双睿智的眼睛。比如女娲和伏羲都“人首蛇身”，甚至是夫妻或兄妹；炎帝姓姜，黄帝姓姬，是因为住在姜水和姬水，等等等等。这些说法基本上被学界普遍认同，很少有人想到其实是谎言。 还有尧舜，也很可疑。 可疑并不奇怪。事实上，任何由文字构建的历史，都是拥有话语权的人在书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一定是统治阶级的。为了获得和保有控股权，他们用官方意识形态将神话传说包装上市，把史前变成创业板，把先民变成股民。 这就要重新审视，但不意味着全盘否定，更不意味着那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只言片语，就一定不靠谱。相反，所有民族的神话和传说，都是历史上突出片段的纪录，也无不隐含着某种文化的秘密和梦想。要知道，神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神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是人类自我认识的心灵史。只不过，云遮雾障，真伪难辨，语焉不详。 必须破译这些“达芬奇密码”。 实际上，传说中的神或人，就是一些文化的符号和代码，是远古历史的象形文字。只要抹去神秘的油彩，我们就能打开迷宫，依稀看见一些真实的东西。 是的，依稀。 问题是如何鉴别真伪，完成我们的破冰之旅。拿着一张标错方向、航道和岛屿名称的海图，是找不着北的。 也许，需要导航仪。 导航仪 导航仪有三个：直觉、逻辑、证据。 直觉是必需的，它会告诉我们哪里不对，哪里出了问题，或有问题需要研究。这种能力来自天赋，也来自经验。比如我的经验就证明，越是众人诺诺，越是问题多多。史家认识一致的地方，往往是误区密集之处。由官方意识形态和国民集体无意识塑造的历史，未必是本来面目。背后那张脸，也许更真实。 尽信书不如无书，无怀疑即无学问。 怀疑、批判、分析、实证，加起来就是科学精神。有此精神，就不会死读书，也就会有直觉。因此，我在1988年读了赵国华先生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后，便断定女娲绝不可能是“蛇妹妹”，只可能是“蛙女神”。鲧则应该是禹的“母亲”，而不是“父亲”。或者说，这个族群经历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和部落三个阶段。鲧，是母系氏族时期族群的称号。它可能延续到部落时期，但最终还是会更换为代表父系的禹。 这是可以由逻辑推理来证明的，逻辑决定了所有文化现象和文化模式发生的先后次序。事实上在原始时代，人们都只认识母亲，不知父亲是谁。世界各民族最早的神，也清一色是女神。毕竟，所有人都是女人生的。因此男性生殖崇拜一定在女性崇拜之后，然后才可能有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既然如此，女娲怎么可能跟伏羲一样是蛇？鱼崇拜的鲧，跟蛇崇拜的禹，又怎么可能是父子？ 逻辑比知识和经验都重要，也比学术权威的说法更可靠。因为逻辑是公器，不会屈从强权，迁就庸众，迎合学界，讨好媒体。如果直觉与逻辑相一致，结论就不会太离谱。 需要的，只是证据。 发现号 证据也有三种。 第一种是民国以来老一辈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这些老先生往往都学贯中西，兼有清代朴学的功底，近代西学的眼光，许多结论是靠得住的。第二种是比较可靠的历史典籍，比如《诗经》和《左传》，但对《尚书》和《国语》就得小心。最可靠的是第三种，即出土文物和古文字。因为甲骨文和金文，彩陶和青铜器，都不会撒谎，也没有添加剂。因此，如果前两种证据与第三种相冲突，必以出土文物和古文字为准。 绝对的真实没人能够做到。但有此三招，就可能更接近相对的真实。 必须感谢前辈学人，他们早就发现了古代文献的可疑之处。必须感谢文字学家，他们早就在揭示古代文化的秘密。还必须感谢国际关系学院李蓬勃先生，他在我还没买到《古文字诂林》时，将相关内容拍成照片发到我邮箱，并对我的某些误解和误读进行了纠正。 于是我确认：女娲是蛙，伏羲是羊，炎帝是三皇，黄帝不姓黄。我也有了新的发现，比如炎帝的妈妈是“牧羊女”，黄帝的妈妈是“漂亮妞”，而蚩尤则其实是“蛇灾”。这些结论，都可以从这三种证据那里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正是这些证据，为我们的发现之旅保驾护航。 第33节 北冰洋上，破冰船锐不可当。 它的名字，叫“发现号”。 很好！有直觉、逻辑和证据做导航仪，有前辈学人、历史典籍、出土文物和古文字做护驾者，发现号不会变成泰坦尼克。 处女航 破冰船直抵目的地。 本次航行的目的地是文化系统，以后才是身份认同。 这也是“易中天中华史”前三卷的任务。第一卷《祖先》，建立史前文化系统；第二卷《国家》，建立世界文明系统；第三卷《奠基者》，建立中华文明系统。系统建立，坐标就清清楚楚明白无误了。 为此，本卷得出以下最重要的结论：从史前到文明，人类的社会组织依次是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从文化程度看，它们可以称之为点、面、片、圈、国。其中，夏娃代表原始群，女娲和伏羲代表氏族，炎帝和黄帝代表部落，尧舜禹代表部落联盟，夏商周代表国家时代，只不过分别是部落国家（夏）、部落国家联盟（商）和国家联盟（周）。 从氏族，到部落，再到国家，也都有各自的文化标志。在我们历史上，则依次是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祖宗崇拜则是中国特色。正是它，决定了我们民族今后要走的路。 因此，尽管祖宗崇拜要到第二卷才会讲述，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秘密则要到第三卷才能揭晓，但有此系统，我们的舰队就算一路凯歌到达了北极。 处女航成功了！ 完成了破冰之旅的舰艇，将被开回船坞进行装修，然后交付诸位使用。至于我们，则将进入下一个航程。 下回我们不坐船，改乘飞机。 ?易中天中华史：国家 文明是人类自己上演的节目，它的初潮很晚，前戏很长。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国家，是文明与史前的分水岭。 第一章 国家与人 上帝敲了回车键 公元1650年，也就是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去世那年，有一位名叫阿歇尔的爱尔兰大主教经过精心研究和精密计算，向世人宣布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间——耶稣诞生前4004年。如果你有兴趣，他还会乐意告诉你，具体日子是1月28日，星期五；或者10月23日，星期天，上午九点。[1] 阿歇尔的日期很有意思。因为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人类最早的文明诞生于公元前3500年到前3000年之间。也就是说，如果阿歇尔计算无误，那么，从人类的诞生到文明的诞生，就只有短短五百年。 这当然并不可能。 文明是人类自己上演的节目，它的初潮很晚，前戏很长。 历史学家给出了另一张时间表：440万年前，南方古猿；380万年前，早期猿人；180万年前，晚期猿人；30万年前，早期智人；5万年前，晚期智人，人类正式诞生（见附录表11和表12）。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化石的证据，我们还不能从中找到夏娃在伊甸园大造其反，用无花果叶发明人类第一条三角裤的确切时间。 但后面的故事是清楚的，它可以概括为以下表格： 时代 社会组织 文化标志 代表人物 形象表现 古史分期 点 原始群 裸体直立 夏娃 面 氏族 生殖崇拜 母系氏族女娲 鱼、蛙、月亮 三皇 父系氏族伏羲 鸟、蛇、太阳 片 部落 图腾崇拜 早期部落炎帝 牛 晚期部落黄帝 熊（或其他） 五帝 圈 部落联盟 早期尧 中期舜 晚期禹 国 部落国家 祖宗崇拜 夏启 是的，正如第一卷所述，“夏娃造反”之后是“女娲登坛”，创造了氏族社会和生殖崇拜；然后是“伏羲设局”，把氏族从母系变成父系；然后是“炎帝东征”，把氏族变成部落，生殖崇拜变成图腾崇拜。这就是所谓“三皇”。然后，所谓“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又把部落变成部落联盟。最后，是“启废禅让”，把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 显然，时间很长的史前史，轨迹简单，线索清晰。社会组织，依次是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国家；文化程度，则依次是点、面、片、圈、国。最原始的文化，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灭的。这就是“文化点”。如果这种文化能够存活并得到发展，它就会壮大，变成“文化面”。不同的文化面，由于自身的裂变和扩散，以及相互的影响和交融，就会连成“文化片”。不同的文化片，由于迁徙、联合、兼并甚至战争，则会形成“文化圈”。这个时候，离国家就不远了；而国家一旦诞生，人类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文明是先后发生的。在非洲北部尼罗河流域和亚洲西南两河流域，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一马当先。[2]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语，意思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之间”。之后，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南欧的爱琴海区域，华夏文明、印度河文明（哈巴拉文明）和克里特文明（米诺斯文明）也相继发生，时间都在距今两三千年前。 这就是人类的五大古老文明。[3] 第34节 五大文明形态不同，风格各异。克里特（米诺斯）的女神崇拜，在我们看来就匪夷所思；古埃及的金字塔，跟巴比伦的通天塔也两回事。唯一的相同，是都要建国。包括后起之秀波斯、希腊、罗马，也如此。比如波斯王国就产生于农业部落和游牧部落的联盟，第一任国王居鲁士也原本是大酋长。 奇怪！为什么部落一旦成熟强大，上帝就要敲回车键呢？ 阿歇尔大主教当然不管这事，但伦勃朗的一句话也许能给我们启示。伦勃朗是17世纪尼德兰（荷兰）大师级的画家，做他的学生每年要交100荷兰盾，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十二两纹银。[4]可是，就在阿歇尔宣布其神学研究成果的十几年前，伦勃朗的画室出了绯闻。他的一个学生在单独画人体写生时，居然把自己脱得跟女模特一样。学生的辩解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亚当和夏娃。伦勃朗则用手杖敲着墙说：既然如此，你们就得离开伊甸园！[5] 这一对宝贝儿只好穿起衣服走人，十二两银子也打了水漂。 从氏族、部落到国家，莫非也是如此？ 或者说，世界各民族相继告别原始时代的“伊甸园”，是因为像伦勃朗的学生一样犯了错误吗？ 显然不是。 没有后悔药 部落变成国家，并非因为绯闻。人类发明国家，更不是为了寻欢作乐。但这事却被认为与“逐出乐园”无异，不管那伊甸园是耶和华的，还是伦勃朗的。反正，进入国家时代，好日子就算过完，这是很多人的共识。 比如希腊和罗马的两位诗人。 古希腊的那位诗人叫赫西俄德，古罗马的叫奥维德。他们的共同观点，是都认为自己生活在黑铁时代。[6]之前，则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黄金时代最好，人类美好高贵，社会公正和平。白银时代马马虎虎，但不再天真无邪。青铜时代战火连天，但信仰和神性犹在。黑铁时代就一塌糊涂，人类变得贪婪残忍，互不信任，互不相容，没有信仰，也不再有真理、谦逊和忠诚。 当然，两位诗人略有不同。在希腊诗人那里，黑铁时代之前还有英雄时代。英雄时代比青铜时代好，人类与半神和英雄一起生活。可惜，英雄们被卷入底比斯战争和特洛伊战争，从此万劫不复。 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类似的说法，我们民族也有。比如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在儒家那里就叫“大同”。大同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公”。财产是公产，权力是公器，首领是选举出来的公务员，族民也都一心为公，因此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各得其所，天下太平。 希腊、罗马的青铜时代，儒家叫“小康”。小康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家”，财产私有，权力世袭，战争不可避免，道德礼仪和圣人英主也应运而生。[7]至于黑铁时代，在儒家那里是只能叫“乱世”的。 大同、小康、乱世，就是儒家那里的历史三阶段。尧舜是大同，夏商周是小康，春秋战国是乱世。 对应这历史三阶段的，是三种指导思想和政治哲学：大同讲帝道，小康讲王道，乱世讲霸道。当然，儒家是主张王道的。因为大同已不可能，乱世又不正常。因此，应该“尊王道，行仁政，奔小康”，构建和谐社会。这种想法，其实也是一种“中庸之道”。 但这只是一家之言，诸子则另有说法。 比如庄子是只认“羲皇之世”的，墨子也只认“大禹之世”。其实就连孔子，也推崇“尧舜之世”。只不过他老人家比较现实，认为能够回到东周就算不错，实际上是退而求其次。 这样看，我们也是四阶段。比如女娲到伏羲，便可以叫黄金时代；炎黄到尧舜，是白银时代；夏商周，是青铜时代；春秋战国，则无疑是黑铁时代。对于前三段，诸家有争议。对于后一条，除法家外，无分歧。 如此说来，人类一旦建立国家，岂非就每下愈况，等于踏上了不归之路？ 当然不是，也没有后悔药可吃。 事实上，氏族部落时代，并非庄子和希腊、罗马这些诗人哲学家们说的那么美好。夜不闭户？那是没东西可偷。炎黄与蚩尤的战争，则跟后世一样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国家，或没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她的历史就会一直停留在史前时代，比如某些印第安人。相反，只要建立过国家，哪怕后来失去，也会有自己的文明，比如犹太。 国家，是文明与史前的分水岭。 难怪孔子不但不否定小康，还要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8] 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建立了国家，才算进入文明时代？国家对人究竟有什么意义？人，真的是必须发明国家并生活在其中的动物吗？如果是，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感叹今不如昔，怀念氏族和部落时代？ 国家的逻辑，究竟在哪里？ 分道扬镳 荀子说，在人。 荀子是从儒家到法家的中转站。所以他跟法家一样，既肯定国家，又肯定君主。为什么要肯定？为了生存。荀子说，可怜兮兮的人，力气不如牛，速度不如马，生存能力其实是很差的。然而牛马却为人所用，原因就在人能组成族群。因此，族群如果解体，人就牛马不如。[9] 这就一要有道德，二要有君主，三要有国家。 做得到吗？做得到。 荀子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并不仅仅就在“二足而无毛”。[10]水火，有物质无生命；草木，有生命无感知；禽兽，有感知无道德；唯独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11]所以，他能够发明国家，这是最强大的人类族群；也能够发明君主，这是最合适的群体领导。[12]至于道德，则是最理想的组织力量。有道德，人就是万物之灵。他也就有家有国，有安身立命之本。 君主是核心，道德是力量，国家是归宿。国家与人，就这样焊在一起。 这跟西方不太一样。 西方人也要国家，却未必一定要君主。古希腊的城邦是没有君主的。罗马人，从他们赶走最后一任部落王，到产生第一位君主奥古斯都屋大维，中间竟隔了近五百年，[13]而且那皇帝还要自称“第一公民”。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居然宁肯要三个郁金香球茎，也不肯要一个国王。独立战争后的美利坚人，则不但不要国王，就连统一的国家都不想要。实在拖不下去，才勉勉强强开了一个制宪会议，再磨磨蹭蹭地选出第一届联邦政府和总统。 可见，西方人对待君主的态度，是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有的要，有的不要；有时要，有时不要。不像我们，自从有国家就有君主，只不过秦汉以前封土建国，秦汉以后天下一统，但都是君主制。直到辛亥革命前，还有立宪派主张保留一个皇帝，哪怕形同虚设，只是橡皮图章。 西方人也不认为国家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在他们那里，道德是归宗教和上帝管的。国家需要的是法，社会需要的是德。所以，他们的国家可以有多种模式。直接民主、寡头政治、政教合一、君主立宪、联邦邦联、称王称帝，不但一一试来，而且并行不悖，爱怎样就怎样，喜欢谁便是谁。 显然，当世界各民族开始建立国家，他们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门前，也站在了历史的岔路口。 之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很难说谁有道理谁没有。实际上，西方人也经历了君主制时代，而且至今还有名义上的王国。同样，荀子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什么要有国家和君主”，则说明它在当时其实已经成了“问题”，而且事情也并不像荀子讲的那么简单。比方说，氏族和部落也是群体，为什么非得变成国家？ 第35节 何况世界各国的诞生原因、存在方式和发展道路，也大不相同。有君主的，也有民主的；有独立的，也有附庸的；有分出去的，也有合起来的；有打出来的，也有谈出来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道路的选择不会无缘无故，没有谁会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与其论是非，不如找原因。 那就先看人家。 小人之邦 如果孔子穿越到美国，一定会大摇其头。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国家！这个国家并不以德治国，而是以法。最权威的机构和人，居然是法院和法官。尤其最高法院，竟有不容置疑的解释权。这倒也罢了，尧舜也有司法部长皋陶么！但律师是什么，陪审团又是什么？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怎么能由这些胸无点墨的庶人说了算，皋陶大人反倒要听他们的？ 议会和议员也不可思议。当然，尧舜那会儿，也有部落酋长和氏族族长的联席会议。西周和东周，则有乡饮酒礼，也就是定期或不定期地邀请社会贤达共商国是，相当于“政治协商”。但尧舜和三代，都没有政党，更没有两党或多党。两党制是个什么玩意？君子不党，他们竟然还鼓励党争，而且为这党争还要花掉那么多的钱，是可忍孰不可忍！ 也许，只有联邦制能让他略感欣慰，因为有点像东周。 的确，美利坚合众国那些state，原本是应该翻译为“邦”的。五十个邦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宪法、法律和民选政府，各自为政自负盈亏，颇有些像诸侯列国。它们共有的那个总统，岂非“天下共主”？ 可惜这总统却一点尊荣都没有。国会可以弹劾，媒体可以批评，民众可以拿他开涮，他反倒要为什么“拉链门”之类的破事反复道歉，哪像天子？ 文化艺术也不像话。电影院里，电视机上，还有酒吧和百老汇，要么怪力乱神，要么靡靡之音，要么群魔乱舞，很黄很暴力，这不是“郑声之乱雅乐”吗？ 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民众居然肆无忌惮地批评和嘲讽总统，还可以上街游行示威。警察不但不管，反倒提供保护，这不是“无君无父，犯上作乱”吗？ 那么，古代希腊又如何？ 更成问题。 在爱琴海和地中海环抱的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星罗棋布地林立着被称为“城邦”的国家。这虽然也有点像东周列国，却居然没有一个天子，也不分公侯伯子男。城邦与城邦，是完全平等的。哪怕一个城邦从另一个城邦分出去，一旦分家就平起平坐，各行其是，甚至反目为仇。 城邦的政治事务，则交给石匠、铁匠、皮匠、商人、小贩以及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去摆弄。他们不但有权说三道四，投票表决，不肯参政议政的反倒还要罚款。比如雅典城邦的政府，是从十个区年满三十的男性公民当中，各自抽签产生五十个人，再组成五百人的会议，任期一年。五百人会议的常设机构是五十人团，由五百人会议成员分组轮流坐庄，任期一个月。五十人团又抽签产生一名主席，主持工作。这样的主席，哪一点像国君？ 无君臣，亦无父子。古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克洛诺斯打成残疾，失去王位；克洛诺斯则又被自己的儿子宙斯推翻，打入地狱。宙斯自己也被子女们觊觎，靠普罗米修斯帮忙才得以幸免。这些故事都被希腊人口口相传，津津乐道，真可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更可恶的，是这些制度的设计充斥着私心。 私心和私利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私利，也有每个人的私心。为了保证自己的私利不被侵犯，私心得到满足，希腊人的办法是决策机关人数众多，任期短暂，轮换快速，任何人想以权谋私都不容易。美国人的办法则是各种利益集团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到议会去讨价还价，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难道还不是“小人”？ 然而这些小人，包括被弹劾的总统，被嘲笑的政客，被送上法庭的犯罪嫌疑人，都只会认为自己的敌人不对，不会认为国家的制度不对。哪怕孔夫子苦口婆心劝其仿效东周，他们也会温和而坚定地说：对不起，no！ 此中奥秘，不可不察。 公民与臣民 孔子眼中的“小人”，在西方叫做“公民”。 公民，是古代希腊人发明的词，叫“波里德斯”（polites），意思是“城邦的人”。[14]这就像周代的“国人”，是指“国都里的人”。 不过在古希腊，并不是所有在城邦里生活的都叫公民。奴隶就不是，外邦人也不是。而且，就算同为公民，权利也不一样。权利最完整的，仅限于公民中的成年男子，叫“全权公民”。他们才是城邦真正的主人，以及城邦政权的授权人。全权公民加上妇女儿童，就叫“自由公民”。外来移民和被解放的奴隶，则叫“被保护民”。被保护民和妇女儿童，都没有参政、议政、执政的权利。 显然，这是一种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 限制人数是必然的。因为但凡公民，就有权利和义务。这是公民最重要的特征。而且有权利，比尽义务更重要。有权利，就什么都有；没权利，什么都谈不上。何况一旦享有权利，就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非常自由。 这种资格和待遇，城邦岂肯轻易授人？ 成为希腊公民的首要条件是人身自由，后来的罗马也一样。实际上，公民的公，不是公有，而是公共。希腊公民和罗马公民的财产，全都归个人所有，是完全彻底的私有制。而且唯其私有，才能公共。因为自己有私产，就不必从属和依附于任何团体、组织、机构和个人，当然自由。 公民，就是“自由的人”。 臣民则大不一样。 什么是臣？奴隶，包括战俘和罪人。战俘最早被杀，后来则“男人为臣，女人为妾”。他们脖子上拴着绳子，被主人像牲口一样牵来牵去。个别有技艺的待遇略高，比如跳舞的“舞臣”。也有极个别的成为牢头狱霸小头目，帮奴隶主管理奴隶，比如管农业奴隶的“耤臣”（耤读如级），管畜牧奴隶的“牧臣”。[15] ◎甲骨文的“臣”（甲二八五一）。这个字，学者普遍理解为战俘和奴仆，如郑玄称“臣谓囚俘”，孔颖达称“臣谓征伐所获民虏者也”，《左传?僖公十八年》称“男人为臣，女人为妾”，郭沫若、叶玉森、杨树达、马叙伦等均持此说，但解释不同。 这些奴隶中的小头目，可能是战败族群的族长或酋长。他们就是最早的“臣僚”。君臣的臣，就从这里演变过来。说白了，其实是贵族和官员在君主面前以奴隶自居，就像清代的满族王公见了皇帝自称“奴才”。 同样，民也不是好词，至少不是尊称。 在古书中，民这个字，往往被解释为冥、暝、盲、氓。大约因为最早的民都是战俘和奴隶，有的还要被刺瞎眼睛。比如黎民，就是战败的九黎族；畜民，就是被商人统治的老奴隶；顽民，则是被周人打败又冥顽不化的殷商贵族。既然战败，自然是“民”。人，才是胜利者和统治者。在上古，人和民也不平等。最高级的是“大人”，其次是“小人”，最低级的是“万民”。 后来，奴隶变成平民，也还是被统治者。所谓蚁民、草民、小民、贱民、刁民、屁民，包括顺民和良民，都明显带有轻蔑和歧视之意。总之，秦汉以前，人比民贵；秦汉以后，官比民高。孟子能说“民为贵”，实在相当了不起！ ◎金文的“民”（克鼎）。这个字，有学者解释为“盲其左目以为奴隶之总称”，也有学者解释为“萌之本字，象种子冒地而出，引申为凡草木萌芽皆谓之民”。两说均请参看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 臣民，就是“臣服的人”。 公民自由平等，臣民服从依附。所以，臣民的国家必是君主制，公民则喜欢民主共和。国家模式和政治体制，其实都是人自己的创造和选择。 国家与人的关系，也许就在这里。 第36节 中华的惆怅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和样式、制度和尺度，都是由组成这个国家的国民，以及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决定的。强大的国民喜欢弱小的政府，自由的国民欣赏松散的制度，愚昧的国民盼望英明的领导，软弱的国民依靠强权的统治。因此恩格斯说，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却仍将存在，那就可以用该国国民相应的恶劣来解释。[16] 但，这里面有问题。 众所周知，人类最早的国家，大多是君主制，少数是共和制，极个别是民主制。西学东渐前的中国人，更一直认为君主制天经地义，别无选择，反对派一个都没有。如此说来，难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不要自由，想做奴隶的？ 当然不会。 这就必有原因，必有道理。 什么原因？什么道理？ 天下必须有序，群龙不能无首。 没错，中国原本就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如果再摊上洪水泛滥、外敌入侵，就更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需要号召力和凝聚力，至少得有万众一心的象征。这个功能，在那时不可能由别人来承担。为此，人民只能做出牺牲和让步，对高举旗帜的君主俯首称臣。 这，大约是法家以外思想家们的想法。[17] 因此，除法家外，其他各家对君主制度和君主权力，都是“有条件的维护，有保留的赞同”。比如儒墨道三家都认为，君主可以有，但得是圣人，至少要合格。孟子甚至认为，君主如果不合格，就应该下台。又比如，三家都认为，君臣之间不能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孔子就说君对臣要彬彬有礼，孟子更认为君若“目中无人”，臣可“视如寇仇”。如果那君主太不像话，人民还可以发动革命杀了他。这能说是“想做奴隶，不要自由”吗？ 君主制，并不等于奴隶制。 独立、自由、平等，毕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会有哪个民族是例外。 只不过，历史会有不同的尝试和选择。 可惜，儒墨道三家主张的条件和保留，离民主或宪政还有十万八千里，实行起来也有诸多问题。比如什么叫“圣人”，三家就说法不一。儒家讲“仁民爱物”，墨家讲“明察秋毫”，道家讲“清静无为”，请问以谁为准？还有，君主如果不合格，怎样请他下台？有办法吗？有法律吗？有制度吗？有程序吗？没有。 那就只有一厢情愿，以及惆怅。 中华民族的国家史和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独立、自由、平等，又屡屡求之不得、得而复失的“惆怅史”。 是的，正如希腊实行过“直接民主”，我们也试行过“直接君主”；罗马实现了“以法治国”，我们也探索了“以礼治国”。我们甚至设计了种种方案，希望能够做到“君权与民权并重”。最起码，也不能生灵涂炭，民怨沸腾。 然而曾几何时，这些都成为泡影。分权变成了集权，集权变成了专制，专制变成了独裁。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每下愈况。改朝换代一次，起死回生一次，也腐败溃烂一次。最后，不得不拜西方列强为先生。 其实“先生们”又何尝一帆风顺？希腊城邦，孤帆远影；罗马共和，日落西山；民主进程，一波三折；自由之路，险象环生。宗教裁判所就不说了，十字军东征也不说了。单是20世纪，世界大战就打了两次。 文明的步伐，总难免一脚深一脚浅；国家的意义，谁都不可能一夜看清。唯独需要国家，古今中外一样，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臣民还是公民。 那么，国家的秘密又在哪里？ * * * [1]阿歇尔（ussher），又译厄希尔、厄色尔。相关材料请参看朱狄《艺术的起源》第13~15页及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埃及文明和西亚文明谁先谁后，有争议。这里不讨论。 [3]如果加上奥尔梅克，是“六大文明”。 [4]《明史?志第五十七?食货五》：“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1600年后的黄金白银比例是1:4，后来又变为1:5（《明史?志第五十四?食货二》）。1644年后由于白银大量流入国内，当时黄金白银比率为1:8左右，按照当时5500荷兰盾=110盎司黄金≈880盎司白银（1盎司=28.3495231克）。古代1斤=16两，1两白银≈37.3克，换算出来，1荷兰盾≈0.567克黄金≈4.536克白银≈0.1216两白银。 [5]伦勃朗的画室绯闻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欧罗巴的黄金时代?北部欧洲》。 [6]赫西俄德和奥维德的说法请参看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奥维德《变形记》。 [7]“大同和小康”的说法，见《礼记?礼运》。 [8]“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见《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9]《荀子?王制》：“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10]《荀子?非相》：“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 [11]《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12]《荀子?王制》：“君者，善群也。” [13]罗马人赶走最后一任“勒克斯”（部落王），是在公元前509年；屋大维成为皇帝，则是在公元前27年。 [14]关于城邦与公民的解释，见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注本）。 [15]臣的解释，见《古文字诂林》第四册。 [16]恩格斯关于国家与国民关系的说法，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7]法家从不讨论为什么要有君主，他们对君主和君权的维护是无条件的。 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颤动并破碎。 第37节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第二章 城市跟你说 国家与城市 国家的秘密，北京知道。 作为中华帝国的首都，明清两代的北京气势非凡。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岸柳成行，树影婆娑。每当鸭子在河上滑行，或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就会开始颤动并破碎。抬头望去，城楼和城墙突兀高耸，在万里晴空的映衬下现出黑色的轮廓。门楼那如翼的飞檐秀插云霄，凌空展翅，蔚为壮观。行人昏昏欲睡地骑在毛驴上进入城门，身后农夫肩挑的新鲜蔬菜青翠欲滴，耳边响起的则是不紧不慢的驼铃声。 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笔下的北京。准确地说，是1924年的北平。它是中国所有帝都的典型和代表。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也就是这个模样：一样巍峨的城楼，一样浑厚的城墙，一样古朴的城门把威严的王宫、喧嚣的街市和恬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只是没有骆驼。[1] 是的。夏启、商汤、周武那会儿，应该不会有骆驼。 但，一定有城。 实际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黑拉康波利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没有城市，则不可能。 古老民族的建国史，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建城史。 的确，一个族群人口再多，地域再广，如果没有城市，那也只是部落或部落联盟，不是国家。一个村长加一个会计，就号称总统和财长，是很可笑的。 其实就连土财主，也有土围子。表现为汉字，就是或者的“或”。或，就是国家的“國”，是最早的國字；也是地域的“域”，是最早的域字。國、域、或，在甲骨文是同一个字。字形，是左边一个“囗”，右边一个“戈”。囗，读如围，意思也是“围”，即圈子、围墙、势力范围。戈，则是家丁、打手、保镖、警卫。也就是说，一个氏族或部落，一旦定居，有了自己的地盘，就会弄个栅栏或墙垣，再挖条沟，派兵看守。这就是“或”。 地盘是越变越大的，人口是越变越多的，规格也是越变越高的。于是，或旁加土，就成了“域”；或外加囗，就成了“國”。有学者认为这是画蛇添足，其实未必。国家毕竟不是土围子，岂能还是“或”？ ◎金文的“国”（毛公鼎）。 ◎甲骨文的“或”（邺三下·四三·四） ◎金文的“或”（兮甲盘）。 很明显，国就是或。 那么，国家不同于部落的地方在哪里？ 城市。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为一国，叫“城市国家”，简称“城邦”；另一种是中心城市（首都）加其他城市及其农村为一国，叫“领土国家”。两河流域南部最早出现的，就是城市国家；埃及的第一王朝，则是以提尼斯为首都的领土国家。 领土国家也好，城市国家也罢，都得有城市，也都要以城市为中心。 所以，國，必须是“或”字外面再加“囗”。或，只表示有了地盘；囗，才表示有了城市。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国就是城，城就是囗，比如国门就是城门，国中就是城中。如果是领土国家，国就是国都。比如“中国”，本义就是“天下之中”，是全世界的中心城市。后来，才泛指京都所在的中原地区。 至于今之所谓“国家”，古人叫“邦”。国家二字，也原本是“邦家”。后来因为避汉高祖的讳，才改邦为国。其实，国只是都城，邦才是全境。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联邦不能叫“联国”，邦联不能叫“国联”，邦交不能叫“国交”，中国不能叫“中邦”，是有道理的。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国家。 大屋顶 城市好吗？ 难讲。 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自己的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待在城里，还只能待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 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圆明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修了或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当然，未必而已。 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 为了安全。 城市的确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那时，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有城墙或城堡。雅典的城墙，就是公元前479年修建的。实际上，城邦这个词（polis），就来自卫城（acropolis），acro是高。可见他们不但要有墙，还要“高筑墙”。当然，也要“广积粮”。 唯一的例外是斯巴达。 为此，斯巴达付出的代价，是把六十岁以下的成年男子都训练成战士，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也随时准备以攻为守。他们，是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无形的城墙。 第38节 同样，在汉语中，城就是墙。城字的本义，就是“都邑四周用作防守的墙垣”。如果有内外，则内城叫城，外城叫郭。如果有高低，则高的叫墙，低的叫垣。墙、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没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不可思议。 ◎金文的“城”（散盘）。 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当然，这里说的古代人类，主要是指农业民族。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华夏和印度，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2]他们最先建立的，也都是城市国家。苏美尔、阿卡德、赫梯、腓尼基，都如此。这并不奇怪。对于农业民族来说，安居才能乐业。这就不但要有前哨，还要有退路。靠近田地的村庄就是前哨，有着高墙的城市就是退路。兵荒马乱，可以进城避难；遭遇灾年，可以进城要饭。 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 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 难怪游牧民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国家了，他们用不着。 海盗和桃花源中人，也一样。 事实上，一个族群，如果从来就处于和平状态，既未遭遇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他们就不需要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比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人。同样，如果他们永远处于攻击状态，每个人都是战士，也不会需要这两样东西，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芬图人。[3] 可惜，我们民族既不是塔萨代人，也不是芬图人。我们不但“很农业”，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城墙，还要有万里长城；不但要有国家，还需要中央集权。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之一北京，还得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墙围起来。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建立国家，图的首先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没有城墙了。世界各国的城市，也大多没有。国家的意义和秘密，还在城市那里吗？ 这个问题，请上海来回答。 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些人趋之若鹜，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的确，城市比农村安全，也比农村自由。如果是商业城市，就更自由。比如16世纪尼德兰南方中心城市安特卫普城内，交易所门前悬挂的标牌便是“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4]中世纪欧洲某些自治城市则规定，逃亡的农奴如果在城里住够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为自由人。由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5]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大于开放性。[6]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照理说就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也就在这天，“或”变成了“國”。 变成了國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而是“国民”。国民就是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的人民，国家则是利用公共权力来保证国民安全与自由的公共机关。因此，对于国家和国民，头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权力——交给谁？谁来交？怎么用？ 不同的国家模式和体制，由此产生。 民主的模样 爱琴海早晨的阳光从来就很迷人，雅典的居民也大多起得很早。作为城邦的当家人，伯里克利早早吃完简单的早餐，就吻别女友办公去了。 他的女友是外籍居民，因此只能同居，不能结婚。 这事很让伯里克利头疼，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生下的儿子小伯里克利，将不能成为雅典公民。当然，外籍居民的待遇并不差，同工同酬，来去自由。他们所做的贡献，也能得到城邦的承认和尊重。比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便都是外籍居民。但除非特许，外籍居民不能拥有政治权利，对城邦的公共事务也没有发言权，哪怕他是伯里克利的儿子。 更糟糕的是，这条关于公民资格的法律，恰恰是伯里克利执政期间，由他本人提出的。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这位让他神魂颠倒的同居女友。 这真是不折不扣的作法自毙。 但伯里克利只能咽下苦果，尽管他是雅典城邦最有权势的人。事实上，伯里克利不仅位高权重，而且对城邦的贡献无与伦比。正是在他的治下，雅典走向辉煌，达到鼎盛，以至于这个时期被称为“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雅典，也被伯里克利本人骄傲地称为“希腊人的学堂”。 第39节 伯里克利，是可以相当于大禹或周公的。 然而伯里克利的待遇，却比大禹和周公差得远。作为公民，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享受，只能跟其他人一起住在普通居民区里，房子是土坯垒成的墙，坡式屋顶上盖着赤陶的瓦片。作为民选的将军，他也只能听命于公民大会。他甚至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出席公民大会受审，并判处巨额罚金和解除职务。 这事发生在公元前430年，也就是伯里克利发表“阵亡将士葬礼演说”的第二年。正是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伯里克利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雅典的民主制度，认为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最合理的。也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保证希腊城邦的繁荣昌盛，希腊人民的幸福安康。他的演说是那样的真诚和实在，完全没有想到很快就会被自己赞颂的制度，一耳光打得满地找牙。 命运相似的还有丘吉尔。 领导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是在胜利之后被他的人民利用民主制度卸磨杀驴的。1945年7月，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落败。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丘吉尔，只能黯然神伤地走下舞台。据说，挨了当头一棒的丘吉尔闻讯以后曾发表了这样一句名言：伟大的民族对自己的伟大人物，总是忘恩负义的。 丘吉尔此刻的心情，怕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实际上，这正是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评论伯里克利的话。而且，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这样的民族，一定是崇尚民主的。事实上，只有民主国家的公民，才会如此“忘恩负义”。更重要的是，也只有这样国家的公民，才能够这样做。 因为民主的要义，就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 是的，国家的公共权力不是哪个人的，也不是谁家里的，而是全体人民的。是全体人民当中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私权利”部分地让渡出来，这才共同组成和变成了“公权力”。使用公权力的执政者，只是让渡私权利之全体人民的代理人。故，他必须由人民选举，得到授权；必须对人民负责，受到监督；还必须有一定的任期，通过选举来换届。终身制，必非民主。 所以，民主国家的国民一定“忘恩负义”。他们固然看重你以前都做了什么，做得如何，却更关心你将来怎样，想干什么。丘吉尔被取代，原因就在这里。同样，民主国家的国民也难免上当受骗。伯里克利的下台，还有许多不怎么样的总统和总理的上台，便是如此。但，民主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都有限制。因此，如果看走眼选错人，有后悔药可买。可见，民主是“可以纠正自己错误的制度”。也因此，它是目前“最不坏的制度”。 这就是民主。它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喜不喜欢。 君主的来历 与伯里克利的可怜兮兮相反，埃及的法老俨然是神。 古埃及人对法老的尊崇，今天看来近乎病态。当时官员和贵族最大的荣幸，是能够匍匐在他面前亲吻他的脚印；最值得夸耀的，则是终身不曾挨过他的鞭挞。他的名字不能叫出声来，因为据说里面有无法抗拒的魔力。他的王衔中有一只鹰，那是太阳神的图画文字符号，就像中国太阳里的“三足神鸟”。 ◎这是埃及第一王朝四位法老的王衔，其中第一位纳尔迈，也叫美尼斯，是兼并了上下埃及的人，古埃及最早的法老。这四位法老的王衔中都有鹰。 鹰神荷鲁斯原本是地方“保护神”，后来成为上下埃及共同的神。法老，就是国家保护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是“太阳神的儿子”，死后则成为诸神中的一个，就连入主埃及的希克索斯人也这么说。这样的权威当然毋庸置疑。只是到了帝国的后期，挑战中央的地方统治者才自称“月亮神托特的儿子”。 没错，君主制的要义，就是“主权在君，君权神授”。 神的儿子当然要住进神殿。实际上，“法老”（pharaoh）本有“宫殿”之意。称国王为法老，正如称皇帝为“陛下”，称王子为“殿下”。他们甚至死后都要住进宫里，只不过那宫殿叫“庇里穆斯”，也就是金字塔。 神有神庙，王有王宫，朝廷当然也就叫“庙堂”。 但，君主并不是神，也不该是神。最早的君主，原本是部落的酋长。他们起先叫“尹”。尹，就是手上拿了根东西，甲骨文的字形跟“父”十分相像。 ◎甲骨文的“尹”（《甲骨文编》甲一七一二）。 ◎甲骨文的“父”（《续甲骨文编》乙九七一）。 父，也是手上拿了根东西。只不过尹手上拿的是“杖”，父手上拿的是“斧”。但有人说父拿的也是“杖”，还有人说父拿的其实是“炬”，因此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也就是“带头大哥”或“主心骨”。 ◎埃及法老权杖。 其实，父或尹，手上拿的是炬，是斧，是杖，都无所谓。因为不管他拿什么，都意味着有“指挥权”。所以，炬也好，斧也好，杖也好，都是“指挥棒”。后来，变成“指挥刀”。再后来，变成“权杖”。 与此同时，尹，也就变成了君主的“君”。 ◎金文的“君”（天君鼎）。 君，从尹从口，也就是部落王或大酋长在发号施令，听命令的则是“族群”。群，原本是不能用来说人的。人多了叫“众”，兽多了才叫“群”。[7]不过这是春秋以前的观念。到战国，君已经成为“人群”的领导者。但，群是“羊”字上面一个“君”，说明“君”原本是牧羊人，比如“姜”或“羌”。尧舜联盟中的部落酋长叫做“牧”（十二牧），不是没有原因的。 显然，君，最早是劳动者，这就是氏族的族长；后来是领导者，这就是部落的酋长；最后才是国家的统治者，这就是国君，是侯、王、皇帝。 作为劳动者和领导者的“君”，原本是一些具有个人魅力的人。他们是在族群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刀耕火种、杀出重围时脱颖而出的。策划，则神机妙算；围猎，则奋勇当先；迎敌，则指挥若定；农耕，则每每丰收。这样的人，当然不难获得族民由衷的尊敬和拥戴，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们甚至可能因为特殊的贡献而在死后被尊为神，比如大禹。 于是，“君”就变成了“主”。 ◎甲骨文的“主”（甲一五○）。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灯中火主”，也就是灯芯。 主，原本是灯芯。[8]后来，却变成了“主人”和“主宰”，甚至“救世主”。 这是跟民主制完全不同的道路。 殊途同归 道路的选择有如航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海图。 东方各国选择的都是君主制。而且，也都是先从部落（或部落联盟）变成部落国家，然后从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最后从各自为政走向中央集权，变成王朝和帝国。 最早建立了集权制的是埃及，这就是纳尔迈（也叫美尼斯）的第一王朝。[9]然后是两河流域，这就是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和汉谟拉比的古巴比伦王国。印度的孔雀王朝和中国的大秦帝国则要晚得多（见附录表2）。而且，印度的国王也不是神或“神的儿子”。他们属于“刹帝利”，等级比“婆罗门”（祭司）还低。到阿育王时代，也就是中国的战国末年，国王才自称“诸神的宠爱者”。[10] 中国的道路有所不同。 中国的君主不是神，而是圣。他们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是“人中之龙”，只在天的面前称臣。当然，也没有什么祭司或教皇之类的人物，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所以，中华帝国是最稳定和最完善的帝国，稳定到不可能被蛮族征服，也不可能在自己内部发生制度性的革命。 海图，确实是多样的。 第40节 希腊和罗马是另一条路。他们的政治体制其实有许多种，包括贵族政治和寡头政治。简单地说，雅典选择的是民主，罗马选择的是共和。雅典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然后被马其顿王国征服。罗马的共和则存在了近五百年，然后是君主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差不多也是五百年。[11] 航线，也是多样的。 但，构成海图的要素，世界各民族却是相同的。最重要的，是公共关系、公共事务、公共权力、公共机关和公共规则。规则，有公民的约法、君主的王法，以及中国的礼法。礼法、王法、约法，原则上都应该是成文法。公权力的行使，也要依靠法令和文书。因此，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文字，比如古埃及的“图画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克里特的“线形文字”，印度河的“印章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字”。这是“文明的界碑”。 那么，选择航线的灯塔是什么？ 安全与自由。 安全与自由，就像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侧重点不同，选择就会两样。更看重自由的，选择民主制；更看重安全的，选择君主制。因为民主的政府必定弱势，非如此不能保证国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国民的自由不被干涉。但这样的政府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古代便难免力不从心。这是大多数古老民族最终都要选择中央集权的原因之一。是啊，要么有自然灾害需要抗拒，要么有外来强敌需要抵御，政府非得强势不可。[12] 问题是，安全可以用技术来解决，自由却只能靠制度来保证。因此，世界各民族又会殊途同归，最终都将走向民主。只不过在此之前，大家都得走过漫长的道路，包括西方，也包括中国。 然而，没有什么航程会是弯路，没有什么探索毫无意义。所有民族的勇往直前和坎坷曲折，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为此，我们恐怕得去走走人家的航路，并顺便访问几个港口。 比如雅典，比如费城。 * * * [1]请参看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年版。 [2]古老文明的创造者都是农业民族。埃及人把自己的国土称为“克麦特”（kmt，意思是有别于沙漠的“黑土地”），古巴比伦的一份文献称“田地是国家的生命”（见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第101页）；而在印度，“田地被小心地测量着”（《梨俱吠陀》）。 [3]关于塔萨代人和芬图人，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4]安特卫普的标牌，见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 [5]逃亡的农奴因城市而自由，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6]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堪称“迷你型城市”。它的外圈是夯土而成的厚重的墙，上面有箭垛、枪眼和瞭望哨，正中则是公共空间。居民平时各人过各人的日子，有事集中起来商量。如果遭遇侵略，则同仇敌忾。 [7]《国语?周语上》：“兽三为群，人三为众。” [8]主即“炷”的本字。小篆的主字，像一盏油灯之形，上面的一点代表灯芯上燃烧的火苗。所以，主的本义即指灯芯。主字后来多用为主人、家长以及主持、掌管等义，故另造“炷”代替它的本义。《说文?丶部》：“主，灯中火主也。从，象形；从丶，丶亦声。”本义为灯头火焰。 [9]最早实现了“中央集权”的是埃及。公元前3100年前后，以孟菲斯为界的上埃及（尼罗河上游）和下埃及（尼罗河下游），在纳尔迈（也叫美尼斯）的武力征服下变成了统一的帝国，这就是“第一王朝”。 [10]印度的“阿育王时代”为公元前273～前236年，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年。 [11]从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到公元前337年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签订城下之盟，雅典的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从公元前509年到前27年，罗马的共和近五百年。从屋大维建立帝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也是五百年。 [12]安全与自由，就像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侧重点不同，选择就会两样。更看重公平的，选择社会主义，尽管社会主义也要讲效率；更看重效率的，选择资本主义，尽管资本主义也要讲公平。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可以互补的。人类也终将在这一对矛盾中找到平衡点，走出共同富裕的道路。 民主的雅典渺小而孤独，费城则是它的转世灵童。 那灵魂，便是独立、自由、平等。 第三章 从雅典到费城 民主是个意外 战国前夕，现在叫做山西的地方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世袭的晋国大夫赵桓子去世后，其子立即被族人集体谋杀。理由是赵桓子的继位，原本就不符合前任赵襄子的遗愿。因此，他儿子不但不能袭爵，还必须被杀掉。 也就在同一年，雅典街头有个卖香肠的却被撺掇着去当政治家，因为他被认为具有一切民主派人士的共同特点：出身卑贱，会做买卖，厚颜无耻，蛮不讲理，全家老小都是无赖。一位将军对他说：你以为什么人能当人民领袖？不是要有学问，也不是要有道德，而是既卑鄙又无知。 哈哈，太好玩了！ 当然，雅典发生的事情，不是史实，而是剧情，是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讽刺喜剧《骑士》中的情节。这出戏就是在晋国那个倒霉鬼被杀的公元前424年公开上演的，还得了头奖，因此它又是历史，或可以看作历史。它至少说明，在当时的雅典，很有一些人对民主政治不以为然。 这就意味深长。 众所周知，雅典城邦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例。它在后世，是被当作成功的典范而备受推崇的。谁能想到，当时竟会遭到如此嘲讽？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喜剧原本也是最具民主性的艺术样式。喜剧，尤其是讽刺喜剧，只有在民主的氛围中才会有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民主国家，喜剧家才能真正享受到最充分的言论自由，不用惧怕因为刺痛了某些权势人物而受到政治迫害。可是，这种最民主的艺术却被用来嘲讽民主，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然而只要转念一想，我们就会发现这恰恰是民主制度的优越所在。想想看吧，反对民主的人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反对，还能获得满堂喝彩，请问还有什么制度比这更不坏呢？ 但这个“最不坏的制度”，在当时却是异类，甚至意外。 看看左邻右舍就知道。 事实上，雅典试行和实行民主的那两个半世纪，世界格局绝非民主浪潮风起云涌，而是君主制度遍地开花。埃及，早在雅典民主改革两千五百年前，就建立了第一王朝，此刻正一会儿变成波斯人的王朝，一会儿变成埃及人的王朝。西亚，则从雅典实行民主制度的一千七百年前起，便走马灯似的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王国：阿卡德、巴比伦、赫梯、以色列–犹太，然后是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跟雅典同时代的印度和中国，则都在走向中央集权——中国从春秋战国走向大秦帝国，印度从列国时代走向孔雀王朝。有人搞民主吗？没有。 就连希腊本土，也是三种政体并行不悖：雅典，民主政治；科林斯，寡头政治；斯巴达，贵族政治。[1]在文明的起点上，希腊人也分道扬镳。 民主的雅典，渺小而孤独。[2] 因此，当阿里斯托芬使用他的民主权利尽情嘲讽民主制度时，他当然不会想到，在雅典2550平方公里土地上进行的政治实践，连同它的成功与失败，经验和教训，都将成为种子，成为泉眼。千百年后，这种子会长成参天大树，这泉眼会变成滔滔江河，变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